他也许是暴君,但他绝对只是权贵们眼中的暴君,只要还没有实现社会的大同,阶级斗争就不会熄灭,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是不是就真的是劳苦大众成了国家的主人呢？毛泽东对此有深深的担忧与怀疑。
如果不是劳苦大众当家作主，那么中国革命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它就会只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一部分人通过投身革命，通过打天下而得到了天下，这些人不管他们的出身是多么的贫穷，但此时，他们就是新生政权的功勋，似乎天然地拥有了成为新的统治者的权力,,问题是，当这些人成为统治者后，他们还能不能代表劳苦大众，他们会不会以统治者的身份走向劳苦大众的对立面？在夺取政权后的短暂兴奋后，面对日益完善也日益走向劳苦大众的对立面的官僚机构，毛泽东忧心忡忡：当年朱元彰闹革命前不也是穷苦农民吗，可他夺取政权后，被统治压迫的仍然还是穷苦农民呀，共产党的政权会不会重蹈覆辙？
应该说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他所担心的还仅是个别人变质的问题，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就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毛泽东看来，骄傲，就必然脱离群众，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会贪图享受，骄奢淫逸，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屡遭失败的覆辙。后来，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延安，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任委员兼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兴勃亡忽”周期率的问题，黄炎培问毛主席，共产党如果胜利了，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呢？毛主席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背咏了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一段：“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背过后，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共产党人，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掌权，不是为了要做官，也不是要谋一党、一派、一己之私利，而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将來，我们掌握了全国政权，还要更加充分地发扬民主，让人人起來负责，让人民更加有效地监督政府，防治官员的腐败。”此时，毛泽东已决心运用民主这个法宝，去打破那个周期率的支配。从而将中国革命延续下來。
可是，建国以后的情况却日益走向毛泽东期待的反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很深厚“官国” 土壤的国度，官国遗产还是很快被继承下来，特权思想在政府机构中开始漫延，老百姓还是改变不了作为被统治者的地位，这种情况让毛泽东深感不安，他知道，这其实不是个别人变质的问题，而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问题，他在向全党发出要防止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的警示后，更深刻地提出了后来被官僚机构全面否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就是毛泽东，一个居然敢于和自己所缔造的政党和国家机器对立的伟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像毛泽东一样，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毛泽东一样，让人民心中像火一样燃烧。”这是怎样的勇敢和大无畏精神啊，只有真正的伟人才能如此。
铲除特权才能防止人民江山变色，而要铲除特权就必须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这一视角出发，审视今天劳苦大众的社会地位，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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