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终于从身体性的位相、当代人实存的状况中揭橥出时代的精神危机。我们成天与空虚、焦躁、孤独、无聊、愤懑、恐惧做着捉迷藏式的游戏。当这些感受发现了我，我就必然圄于时代之牢中。而摆脱这些忧愫的方式却是忧愫自身的衍生物——又一个轮次的时代虚无主义！
不知从何时起，我不知道反抗。
就这样，社会精神的全面消解正在进行。可是，作为这种消弭了抵抗性的社会生活从何而始？未来真正的社会运动正期待着行动者的归来，而运动主体的青年人正在不断地消亡；追求公理性首先成了一种不可能性而凸显——这又意味着什么？必须进行一种谱系的考察，从而寻找到历史的消解点；进而从这个时间之维度上出发，解构与重构——即从新召唤行动者的归来——才具有可能性。
二
如果我们要对当代（乃至余下的21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的全面消解做一个谱系学考察的话——我以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1989）——作为这个谱系的开头，在某个向度上也是前消解时代的结尾——是必须要考察而不是由于某种政治敏感的忽略。正是由于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的那次事件，才宣告了毛时代的真正结束。
当代青年人正是在这个历史消解点前后出生的。也随着这个原因，我们也被历史消解。从此以后，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历史价值追求的“乌托邦”行为将至少是在21世纪中国的时间流变中销声匿迹。起而代替的是宏大政治叙事下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一味的大国崛起的狂热情绪，以及技术理性方兴未艾下对个人的全面囚禁。似乎，期待行动者的归来，已经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乃至对想象这种事情本身，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我们发现，娱乐如果不是作为一种愚民政策（策略）出现的话，那么它就出乎意料地达到了愚民的效果。一切必须与娱乐关涉，它才是有钱途的。泛娱乐化状态在政治范畴内的表征是让大众消亡了愤懑，似乎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一切都必需围绕着娱乐自身服务。早已没有了真实的大学理念，学术（人文学术）的自由运行被强迫纳入行政操作的管理之中。知识分子异化为商品经营者：他们通过与时政接轨的“成就”来赚取头衔；通过娱乐化的外衣赏赉大众；作为批判思辨的知识分子学养随着日益完善的功能社会的运行早已荡然无存（如果原先有的话）。
通过这样的一个范式架构，几乎一切都已经误入歧途了。哪怕是做一小点的突围，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通过尽可能的消除可能性，制定现代社会引以为豪的种种秩序建立起来伦理纲纪使大脑趋向娱乐化、简单化、一元化、市场化、情感化、庸化、泛化；因此，在一种貌似要达到自由民主的步骤措施之下，赓续着极权主义的历史恶果。在这种社会状况中，只有不过问自身实存和反思批判的中产阶级才会觉得自由惬意。我们甚至找不到一爿安静之所来搁放我们的实存；作为实存之澄明，恐怕只有在夜深人静的顾影自怜和孤芳自赏中才会唤起久违了的可能性。
三
假如我们不站在政治实用的角度而以一种宏观的纯粹学术视野来考察那次运动，毛时代残留的种种因子给那代青年人刻上的道道青痕点燃了激情的火药桶。如果一种思想的魔力可以跨越空间地域的界限和意识形态的阻隔进行相应的时空唤起——例如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主义的幽灵也可以跨越时代的间隔进行相应的唤起——1989就是这样。尽管在天之灵的毛未必赞同运动诉求的具体内容，但作为这种反抗形式却深深地印有旧一个时代的印记。我们说，在两个时代交汇点上的社会运动（如果有的话），往往在新一个时代那里生动地体现着旧一个时代某些合理性因素，表现着旧一个时代的“回光返照”；又在旧一个时代的余波里印证着新一个时代某种躁动不安的危险性。因此，这种运动是两个时代相互碰撞的产物——犹如两个板块相互碰撞那样——必然兼具两个时代的深刻烙印。运动的方法，往往是用旧一个时代的精神动力去达成新一个时代的目的要求，同时又要对新一个时代产生的问题负有责任。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空条件下的社会运动，决定了它必须背负的双重责任：它必须扬弃旧一个时代；同时，对因新一个时代的诉求所产生的种种未预料的问题负责！由这种双重责任（不仅有对历史的责任，更重要的还有对未来的责任），它才是前途未卜并通常亦是牺牲的和悲剧的。
学术思想与政治操作之间的张力，最终地，亦是确定无疑的撕裂了社会运动本身。随之而来的误读与荒谬的延续使一切行动者顿觉空无以至裹足不前！
共同作为某种耐人寻味传染性唤起的两次运动（1968和1989，如果前者是毛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染性唤起；后者则更多是戈尔巴乔夫主义的），各自解构了自己。尽管两次运动的社会背景不尽相同，但作为一种纯粹的乌托邦主义追求和青年人自发的主体，无疑是相通的。如果后者被（我）定义为中国社会精神的消解点的话，那么前者就应是西方社会精神状况的消解点。
四
我们追寻瓦解人之实存的消解点，为的就是以同样的方法来消解消解者。一方面，时代消解了人之实存（时代解构了我们）；另一方面，人在这种消解的压抑下积蓄力量，期待未来某个消解点的出现，并以同样的方式消解时代（我们重构时代）。——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我们寻找消解点。
我在当年巴黎学生筑造的街垒（法国革命传统的象征物）之中看到了幽灵的复燃和未来消解点可能的出现。恐怕没有哪个社会运动是在安定繁荣和丰衣足食的社会背景下爆发的。当时法国大学作为“无用知识的自动发动机”和“毕业文凭制造厂”无疑与今日中国之状况类似；而学生们对当时教育状况的愤懑却成为了运动的导火索。批判资本主义的商业生活，对抗文化虚无感，反对社会“异化”；为了“玫瑰”而非“面包”——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头一遭。
但中国并非法国，况且当代法国亦非1968之法国；我们并没有浪漫革命的传统（只有毛具备）和高度的文化自觉。我们更多地却是把问题当做优势，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关照人的学问极其有限；“单向度的人”境遇其中，不知反抗。
不幸！21世纪作为追寻和实践“乌托邦”的政治、作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文学术、作为奋起抗争的激情和社会运动主体的青年人恐怕摆脱不掉被消解的命运和历史性的终结。而这种历史性的终结，断不是福山所谓业已达到完善之极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穷终；而是在这种自由民主的表象之下，人类关乎解决自身种种问题皆陷于无路可寻与无能为力之维度上。
但我还隐约有一种幽灵性的寄托。毕竟，我们普遍感到一种虚无主义的切肤之痛。恐怕在这痛的积淀中，反抗的幽灵也正生成与酝酿。在德里达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们”或许还会在未来某个关节点上重新飘荡？
1968和1989东西方两个历史消解点之后的人类的历史，是主体性断裂的历史，是从“人”的历史消解为“物”的历史终结过程，我们期冀社会行动者的归来，但不知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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