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07）
郑维（联合早报网主编）
我有一个北京朋友，有点“粪”，说话贫得可爱。
最近我老想到他在后海的酒吧里摔酒杯时骂的一句话：“喷满了古龙水，但盖不住那股子人渣味儿！”
忽然想到这位朋友唾沫星子飞溅的样子，是在看到一堆事情之后突然联想到的。
关注中国的人，肯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最近涉及权和贵阶层的丑事越来越多，最近甚至出现了集中爆发。
先是贵州爆出的官员嫖宿幼女案；不久后就有湖北巴东的三个官员索“性”不成倒在女服务员的修脚刀下的糗事；湖南最近更爆出公安高官女儿冒名顶替别人上大学事件；然后浙江又爆出一些当地政府部门的首脑人物的家长通过暗箱操作，安排子女参加航模竞赛享受高考加分待遇，让被誉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后面的黑幕再次曝光。
又是在浙江，杭州最近因为最近的“欺实马”事件突然闻名天下。富贵子弟无视交通规则，在市区飙车，撞死人后还得到高人指点，谎报肇事车速只有七十码，妄图瞒天过海推卸刑责。若不是网民看不过眼而群起抗议，肇事者很可能又花钱摆平，逍遥法外去也。
“浴城娇女刺贵大，杭州快男欺实马”一时间挂满了中国网民的MSN。
这一系列糗事，正是中国在转型期间崛起的“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阶层逐渐产生的摩擦和冲撞，表现形式不同，但闻起来都有股子同样的人渣味。
嫖宿幼女案，白描了观察底层官员的道德水准；巴东烈女杀官案，则工笔地展现了某些底层官员的颐指气使和色厉内荏；欺实马的血肉横飞，是富贵阶层横冲直撞的大泼墨；高考黑箱操作，则是中国唯一比较公平的进身之阶里层层黑幕的一个反白对比。
掌控权力的官员，拥有巨额家产的商人，构成一个正在成型中的权贵集团，在法制精神本就淡薄的中国，企图用金钱和权力摆平一切，各种制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更麻烦一点，但总是可以弯曲甚至是愚弄的游戏规则。
这不是中国本身独有的问题。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权贵阶层，美国有给贵族的“常春藤”大学；日本有自己的派阀财阀传承；英国有一堆“蓝血伊顿公学人”等等等等。所以，权贵阶层的存在本不是问题。
问题是，当权贵阶层过度掌控社会资源，扭曲法律和社会制度，甚至断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富不过三代，穷也不过三代”的上升下行的渠道的时候，也就无疑断绝了社会公义彰显的希望，更断绝了下层民众向上的希望。当这样的希望破灭时，垫底阶层里产生的破罐破摔的绝望爆发出来的能量，比爱因斯坦的E=MC平方的能量还要猛烈。
为什么中国人对“欺实马”、“巴东烈女”、“周老虎”、“俯卧撑”、“上海闸北刀客”这些课题的反应特别强烈？
这些事件后面的共性都是网民对公检法系统能否秉公办理案件的莫大怀疑，已经对官方利益在其中的角色的指责。他们担心权贵阶层把持了社会的话语权、司法权，让非权贵阶层的民众即使合法利益遭受侵害，也无法在假装蒙住双眼而背后收钱的法律女神前求得半点怜悯，而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赤裸裸的弱势。
“公安高干女冒名上大学”、“高考乱加分”更是让中国人新时代的“科举”制度，是无数贫寒学子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贫寒到富贵的唯一阶梯。当这个阶梯被扭曲和修改，成为权贵阶层的内部循环手段的时候，那低层的民众所产生的绝望和愤慨，在网络论坛上的帖子上，大家顺手点开都能看到。
谈到新兴权贵阶层，前苏联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季正矩先生在他的《权贵阶层与苏共的腐败及其垮台》的宏文中，开头就点出来“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季先生的文章里有一段深得我心，“前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情况和前苏联虽然有所不同，但人的贪念总差不多。
目前中国的权贵阶层有几个“有中国特色”的类型。首先肯定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手中掌控审批大权，依靠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聚敛钱财；其次是在国营大伞保护下的各种“中国”打头的垄断行业，这些行业的人依靠垄断而获取高额利润，将国有资产化为自家财产，他们排斥各种竞争性市场改革，千方百计打压民营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少不了在中国跑马圈地的国际巨头公司们，这些国际巨头满口漂亮的公关语言，背后却依托强大的资本力量，和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同命运共呼吸”，已经悄悄地掌控中国不少产业和官员的经济命脉。
这些正在成形的权贵阶层人数不多，但能力巨大，掌控政府要害部门，操控法律的判决和媒体的话语权，背后还有无数看不见的资本支持。
正如权贵力量在前苏联的作用一样，在改革初期，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自然是无比拥护。随着改革的深入，新兴权贵的利益将要受到触犯的时候，他们就转化成改革的阻力，
正如利加乔夫在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
中国也正在出现这个势头。在网络上流传的《白领陨落 黑领升起》的一文中就指出，白领辉煌的10年过去，代表私营经济的中国白领们，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曾经雪白挺括的领口，已经被冰冷的汗水洇得皱皱巴巴一片姜黄"。
而“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享受着最好的生活，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
社会上这样的担忧在不断发酵，总要在某些事情上面爆发出来。
发生在杭州的“欺实马”文西路的车祸，以及“巴东烈女”事件，都汇聚了这样的元素。这些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一起车祸和一起简单的杀人案。
在“欺实马”案件中，我们看到从事发开始，肇事富贵公子通过各方活动试图摆平事件，通过交警试图引导公众对事件的定论，媒体从介入到集体封口，再到相关部门模糊袒护的态度，强势社群通过各类发言人对社会喷洒的“古龙水”，还是挡不住背后黑手操作的“人渣味”。
同样的，“邓玉娇案“也不是能被当做一件普通的杀人案件。这是裂痕日深的中国社会两个阶层的摩擦和撞击，是场关系社会正义与法律公平，社会机会平等与发展的社会方向的撞击点。
所以，那些动辄必言法律角度的人，一定是有意或者无意地装扮他们对社会状况的无知。一个案件，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只能说明了无数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中，无数人都在关注着同样的事情。
如何限制权贵阶层，保障社会公平和公义，是中国要进一步前进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必将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
怎么让那股“人渣味”，变成“人味”？
我估计那个“粪青”朋友的回答，肯定是在一声恶狠狠的“卧槽！”后，把新买的“草泥马”玩具砸过来。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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