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宗衡栽了，潜伏者会惶惶？
我刚刚读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许宗衡栽了，那些潜伏着的许宗衡一定会惶惶不可终日。我则不以为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许宗衡就不会栽了！
难道不是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受到惩处的贪官不少，有的还被处死，如胡长清、王怀忠、郑筱蓃、成克杰等省部级以上的高官。纵然如此，官场上贪腐现象就象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如果大家都能以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心态回顾毛泽东时代是怎么反腐的，一定能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日，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的复电中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请大家注意，毛主席在这里，将惩治党内腐败是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的。什么是“大斗争”？我的理解，就是关乎党的长远利益能否全面实现，关乎国家安全能否得到全面保障，关乎人民利益能否得到全面落实。在这样的“大斗争”面前，党怎么办？人民怎么办？当然“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
怎么清查？不外乎依靠群众！群众是长着一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群众是反腐倡廉真正的英雄。如果不坚定地依靠群众，如果不真心地相信群众，如果不充分地发动群众，一切再好的制度设计可能都会成为纸上谈兵！
现在的反腐倡廉制度设计，虽然也包括了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但如果要我说真话的话，这些只不过是一块用来做秀的遮羞布而已！
不是有一位落马高官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官当到我这个份上了，谁来监督我？谁能监督我？谁敢监督我？”这句话说得够直白的了吧？！
现在到底是谁说了算？是官员；官员为什么说了就算？因为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权力，可以游离于任何有形的、无形的监督之外。官员一句话，可以顶十条法律之规定！官员一个批示，可以抵百条党纪之条文；官员一个招呼，可以让千条法律变成一张废纸！
在权大于法的语境下，一切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显得是那么的软弱和无奈。且不说能监督官员个体，就连监督已经事实化的政府行为，都可能面临被惩处的危险。灵宝案件，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
所以，要让那些潜伏着的许宗衡们能真正地惶惶不可终日，不需要做太多的创新，不需要发太多的威声，只需要彻底改变目前的权力设置，将权力重新还原于人民，让人民能真正地当家作主，让人民能够充分而自由地行使其话语权、监督权，就一定能有效遏制住目前官场的贪腐之趋势。
毛泽东时代的官员，为什么“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这就是根本原因之所在！
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思想，有一种新的“两个凡是”，在制衡着我们的思想，在左右着我们的舆论。凡是前30年的，一定是不正确的；凡是后30年的，一定都是正确的。这似乎太绝对化了，其实也是一种形而上学！以反腐倡廉为例，有人就曾经写文章，声讨毛主席“撤消”我国各级纪委监察机构的“滔天大罪”，认为毛主席的这个做法，使我国的反腐倡廉事业遭到了重创。
我不想讨论“撤消”我国各级纪委监察机构究竟是谁的是，谁的非。我只想说，在毛主席时代，连纪委监察机构都没有，竟然还能保持官场近30年的清廉；改革开放以后，各级纪委监察机构都建立了，都健全了，都强大了，而象许宗衡这类的贪官反倒出了一个又一个。这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
我们不是天天喊着要解放思想吗？如果不冲破新的“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解放思想还是一句空话。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当前面临的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实质上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斗争”。这场“大斗争”的紧迫性和严酷性，在呼唤着毛泽东思想的回归。许宗衡之类的贪官们不怕反腐倡廉制度设计的“现代化”，就怕反腐倡廉制度设计的“毛泽东思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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