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谈到网瘾，首先，让我们看看究竟什么才是“网瘾”。通常定义如下：“网瘾”系指“对网络的一种过度依赖，表现为对现实生活失去兴趣；网上操作时间超过一般的限度，以此来获得心理满足”。根据这个定义，我建议首先应该把我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了网络安全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网络评论员，也就是俗称的“五毛党”送去“起航拯救训练营”，挨棍棒、受电击。一个帖五毛钱养活一家人，不容易啊，那网上操作时间得超过多少限度啊。更不用说河南灵宝发起跨省追捕的监管员，一个县雇佣的监控人员居然连偌大一个上海的网络都完全监控了，混饭吃都不容易啊，不在网络上看人隐私，罗织罪名，他们就活不下去，这是典型的对网络过度依赖，不“起航拯救”一下真是没了天理了。
当然，我相信我们伟大的五毛党们都是义愤填膺向网瘾的，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有网瘾的。比如说，陈良宇同志当年一再教导全上海人民：“反腐倡廉一刻也不可放松”，他自己怎么会是腐败呢？绝对是冤案！所以，我们不得不根据五毛党们的实际情况，得出一个科学的“网瘾”定义：单纯指称“对网络游戏上瘾”。不缩小定义不行啊，我也想批评批评网瘾，但要是误把网监员、网评员得罪了，我不仅会被跨省，被“起航拯救”掉，而且身后还得被网评员的唾沫星活活淹死，没办法，一颗唾沫星五毛钱，一口唾沫至少值２５０毛，说了，大家都是混饭吃，不容易啊。
好，自我保护完毕，切入正题。既然玩网游的才是网瘾，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分析一下网游成瘾的原因了。经济学家们一再教导我们，人都是理性的，知道怎样选择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才符合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推而广之，谁要是认为沉迷网游的都是傻逼那么他自己一定是最大的傻逼，这是有道理的。对于沉迷网瘾的少年而言，他当然也知道他最想要什么。想要什么呢？很多很多，一言难尽，用所谓的励志大师的畅销书来讲，用各色传销机构的经典洗脑台词来讲，同样的，用各种媒体上不断刊载的社会精英的感悟来讲，人的终极追求是“成功”。而什么是“成功”呢？这个太龌龊，不好明说，只能犹抱琵琶半遮面，比如说陈良宇弄到情妇一个人玩着high，这个叫“独乐乐”；陈同海科学地指明了前辈的错误，和他人分享情妇，这个叫“不如众乐乐”，他们无疑都是成功的。而成功也是分层级的，比如说，孙铭伟他爹的儿子无意撞死人，被判死刑，于是，孙铭伟的爹叫做不成功；胡斌的爹的儿子无意撞死人，被判徒刑，于是，胡斌的爹叫做比较成功；孙超的爹的儿子朗朗乾坤光天化日（那天绝对没有日全食）众目睽睽之下故意撞死人，被判徒刑，于是，孙超的爹叫做成功。总之，“成功”二字只可意会绝不可言传，但组成的要件来看，无非是两大硬通货：一曰权，二曰钱，如此而已。
对于网瘾少年而言，从小无论是家庭教育的言传身教还是学校教育的字里行间抑或社会教育的耳濡目染，早已经接受了资改派一再坚持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指责资改派的意思，如果“专门利己，毫不利人”的观念不从娃娃抓起，难保“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之类糟粕不卷土重来，赤祸猛如虎啊！比如说，我们可怜的小邓同学（那个被殴死的网瘾男），接受了整整１５年这种教育，而网游的精神就是级别更高，升级更快，装备更强，非如此就会被人虐死，可见，沉迷网游的小邓同学潜意识中一定是资改派哲学的忠实粉丝，可见，资改派的精神已经在教育中完全得到贯彻落实，怎么能把责任推给教育呢？家庭、学校、社会戮力同心，不容易啊。
马克思早已教导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最根本的社会存在就是生产方式，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一经土崩瓦解，公有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妄想对抗资改派的成功哲学，那不是螳臂当车是什么？比如说，在公有制社会中，王进喜同志为国家玩命干活，那是英雄，没问题；但是在非公有制社会中，谁要是为资本家还不计报酬完全自愿的加班加点，宁可少活二十年，这不是傻逼是啥？于是，在非公有制下只能是成功哲学大行其道，而不是别的什么无产阶级的哲学。
网络游戏的兴起只不过是提供了另一个实现成功的平台，在网络游戏中，完全贯彻了丛林法则，正是成功哲学实现的绝佳平台。比如说，资改派的茅于轼先生明明为富人说话，还得声称为穷人办事；比如说，资改派的张维迎先生明明想要学费，却说提高学费是为了让穷人上得起学，总之，很少有能够像林嘉祥同志那样，气定神闲地振臂一呼：“你们算个屁！”而网络游戏则要实在的多，宝物抢就抢了，女人夺就夺了，级别低、装备烂你就是个屁，喊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搭理你，这种成功才叫ｔｍｄ爽啊。
小邓同学当然是理性经济人，他正确地看到了，在现实中得到的成功虽然是真实的成功，却是不完全的成功。现实中虽然有强势群体，有弱势群体，但弱势群体惹毛了要不陪你玩的，你再牛逼也就是一只鼻子两只眼，双拳打得过四手？比如说，可怜的陈国军同志，两肋插刀浑不怕，一腔热血为资改，结果肋上没有插两刀，而是脑门挨两砖，死了。小邓同学当然看透了陈国军们的悲剧，要成功就不能留有遗憾，多打怪，勤练级，山高人为峰，海阔心无界，这种感觉才是真的爽。
于是，不明就里的小邓同学家长站出来了，他们一定不玩网游，至少不玩和小邓一样的网游，他们认为，小邓这样下去不对，会阻碍他在现实世界中的成功。但这时候，小邓同学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他在家长以及可能还会出现的老师的所谓“忠告”面前进行了快速而科学的成本核算：不玩网游干啥呢？念书！念书为啥呢？上好高中，进而上好大学。上好大学干啥呢？找好工作，赚大钱，娶美女！好了，就此打住了，首先，上了好大学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即便是“被就业”，也只有６８％的概率，这个宝箱不好捡啊！其次，“被就业”了也不一定能赚到大钱，大学生预期工资比民工还低，职业网游玩家都比大学毕业生赚钱，去上大学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最后，赚到大钱也不一定能搞到美女。小邓才１５岁，适龄的美女也玩网游，完全可以通过网游中的成功来大搞一夜情，而如果通过现实途径，像许宗衡同志这样５０多岁还能欲与冠希试比操的猛将终归是少数，于是，现实中的成功对于小邓同学而言，只能是日后再说，嗯，日后再说。
接着，就会有“好心人”站出来教导：网游终归是浪费时间啊！时间是什么？就算时间不是生命，至少也是金钱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人命算狗屁，金钱大过天，你怎么能不爱钱呢？小邓同学也是人且不是党员（才１５岁），从资改派的主流理论上来说，他当然爱钱。但同样根据资改派的主流理论，他应该潜移默化地懂得“机会成本”这一概念。去上学，那是纯粹交钱；去打工，广西离民工流入大省广东倒是不远，但别看郭台铭先生和刘嘉玲们眉来眼去活的很滋润，但那是资本家，工人的工资不足千元且十年不涨且很有可能被自杀。尽管小邓的出身常被称作“脑残”（９０后），但我已经说过，谁把别人看成傻逼自己就是最大的傻逼。时间虽然是金钱，但不同人的时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郭台铭的时间显然就比孙丹勇的生命还值钱，于是，不久就看到新闻：《孙丹勇"跳楼案"惊动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死了个工人，让资本家知道了，“惊动”了，批示了，就是了不得的大事，因为郭台铭批示的时间就足够把孙丹勇买下来了。小邓同学不是傻逼，也不是脑残，他知道，他不是郭台铭，甚至连孙丹勇都不如，因为孙丹勇是大学生，而且是就业且非被就业的大学生，他知道，他的时间那是相当的不值钱啊，同时，时间又是他最最宽裕的资源。一点都不值钱的时间怎么可以称得上是“浪费”呢？
据《光明日报》报道，“……他们便带着孩子到该训练营报到参训,并交纳了辛苦积攒的7000元学费。”7000元学费需要“辛苦积攒”，可见小邓同学绝非大富大贵之家，甚至连中等收入家庭都不如，因为，据国家统计局声称，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小邓家庭以报道中出现的三人计，按国家统计局调查到的那位名叫“人均”（你们都误会统计局了，真的）的居民的情况计算，年收入也得达到53136元，积攒是需要的，但哪里还需要“辛苦”积攒？可见，小邓同学家境实在不好，从理论上来说，要靠自身艰苦奋斗获取现实中的“成功”的概率不大，要在网络中通过RMB来获取“成功”的概率同样不大，再不加班加点勤奋练级，难道好装备都被你们拿了，好逼都让你们操了不成？所以说，小邓的所谓“网瘾”实在是你们不了解真实情况啊！
而对于“网瘾”的戒除，训练营采取的是一种很暴力的方式。因为小邓的上网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经过正确的收益成本分析后的结果，要让他不玩网游，除非他脑残。训练营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运用了正确的方法：你不脑残？几块砖头拍下去看你脑子还残不残！于是，砖头下去了，脑死了，网游不玩了，目的达到了，合同完成了。
其他网戒机构的方式大同小异，无非棍击电击，你要想玩我就打你，打到你再也不敢想为止。而这种方法的采用，实际上也是资改派否定公有制的必然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对于“问题少年”运用了一种创造性的制度，叫做“劳动改造”。因为在那个时代，劳动是为国为民的劳动，是无上光荣的，劳动不丢人，不劳而获才丢人。犯了错，还能够劳动，这是很人道的。资改派极力渲染这种劳动改造的非人道性，但对于资改派的这些言论，有人是要不满的。
凤凰网一贯与资改派同气连枝，在小平遗孀卓琳同志宾天之际，凤凰网刊发了一条新闻，叫做《卓琳和丈夫走过“文化大革命”苦难之河》，可见，期间的劳动改造是很艰苦的，至少比我们的陈绍基同志、王华元同志艰苦的多。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同志依然写信给汪东兴同志，声称：“我们过得非常愉快”。当然，资改派绝对会说：不这么说小平同志还活的了么？于是，邓榕同志写了一本书，叫做《我的父亲邓小平》，内中特别强调：“信中他说过得非常愉快，是真心话。新的生活，劳动的锻炼，与工人们的接触，无不令人耳目一新，总的来讲，心情是愉快的。”邓榕同志是邓小平的女儿，南方谈话是她转述（邓小平晚年口齿不好且有四川口音）的，如果这都有假，那南方谈话莫非也是假的不成？
这种有效的制度，却对于网瘾无能为力，而且同样走向暴力化，究其原因，则是在于劳动的崇高地位随着公有制基础的崩溃而崩溃。剥削光荣、劳动下贱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资本家堂而皇之佩戴上五一劳动奖章告诉我们，剥削很光荣；小沈阳恬不知耻地戴上五一劳动奖章告诉我们，劳动很下贱，于是，劳动改造自然成了大大的不人道，劳改、劳教工作人员以劳动为惩罚手段，被改造对象自觉劳动是极大侮辱，焉有效果可谈？
劳动改造本是较刑罚较轻的方式，而劳动如今比之刑罚尤甚，何不直接送入监狱？但是，正规的羁押场所是毫无效果的，胡斌案审判长指出：“看守所生活规律，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一般进来的人都会胖一些”，真是人间天堂啊！于是，就不得不另辟蹊径，训练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应运而生，科学合理地运用了一关二骂三打四杀的方式向网瘾宣战，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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