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9月29日，传媒界颇有名声的《财经》杂志的主页“公告”栏登出了一则措辞强硬的“公告”： 目前市场传出关于《财经》管理层变动等谣言，此事毫无事实根据。…如果继续有人散布未经证实的消息，《财经》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http://www.caijing.com.cn/2009-09-28/110267382.html）
但是，眼看《财经》还来不及“诉诸法律”，关于《财经》主编、“创始人”之一的胡舒立女士麾下“包括副总经理张翔、傅继红以及几乎全部中层管理团队也于9月29日递交辞呈，一同辞职的还有经营部门的60多人。还有说法称，有百多人准备辞职，其中70%已经辞职或者准备递交辞呈。”（《南方都市报》）、“知情人士透露，胡舒立团队离开《财经》后，将会迅速搭起新媒体平台。”（《深圳商报》）之类的消息就满世界嚷嚷了。
胡舒立女士何许人也？新自由主义精英价值观的坚定信仰和力行者，“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 50位‘亚洲之星’揭晓。…这项定位为改革前沿领导者的称号授予了《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十年财经、谈股论金、激浊扬清、每有佳篇惊天下；百人聚首、笃学求实、铁肩铮骨、常怀壮志报神州’，隐然有‘精英同盟’的味道——而胡舒立则是当然的盟主。…”（《南方人物周刊》），美国《商业周刊》定位胡女士为“改革前沿领导者”，《南方人物周刊》把胡女士尊为“精英同盟”的“当然的盟主”，胡女士的精英地位可谓不是一般的精英可比肩。
胡舒立女士也毫不讳言对“精英价值观”的追求，“长期下来会在精英读者中建立一种信誉，心中的一种意识在慢慢地传递。…精英群体在扩大，我们的精英是中产阶级，这样的中产阶级扩大成长，就会成为社会的中坚。我想构建这样一种价值体系是有意义的。”（《对外大传播》 “刚柔并济《财经》总编胡舒立”）
在胡舒立女士的主持下，有如吴敬琏大师的《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财经》2009年20期）之类的文章、观点，成为其思维的坚定方向。其中，《财经》为吴大师的宏文加了个加了个编者按云：“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胡舒立女士本人，有时候则更为激愤。
如“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改革是非的争议显示，在许多情形之下，其基本答案竟成忌讳，或被掩饰，或遭淡忘，更使不少年轻人难以知晓。有此‘忘却’，有些人才得以将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盛世，以此为虚幻的‘怀旧’对象；一些声音才得以公然攻击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中国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渐次冲过10000美元大关；而到1978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仅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财经》2008年1期，胡舒立 “勿忘改革之由”）
立场鲜明，言语火爆，当然，可能因为致力于“精英群体在扩大，我们的精英是中产阶级，这样的中产阶级扩大成长，就会成为社会的中坚。我想构建这样一种价值体系是有意义的。”，在宝马香车、锦衣玉食的“精英群体”中熏染久了，还成为了“精英同盟”的“当然的盟主”，不免与“弱势”们的视点有偏差。
在“精英同盟”中，普遍认为“而到1978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而无视前30年工农大众、全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样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盟主”的胡舒立女士当然要予以强调。
而面对失业下岗，失去了工作前途、生活保障、背负新“三座大山”，眼观身历黑砖窑、黑煤窑、黑奴工现实的“弱势”们，自然被精英认为是“在许多情形之下，其基本答案竟成忌讳，或被掩饰，或遭淡忘，有些人才得以将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盛世，以此为虚幻的‘怀旧’对象”之下的“愚民”了，需要作为“精英盟主”的胡舒立女士们来教化一番了。
那么，胡女士当然也是坚定地秉持“计划经济万恶”，“市场经济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精英盟主”了。
但是，草民以为，胡舒立女士之忍痛弃《财经》而去的举动，于《财经》，与胡女士，是一个没有赢家的“双输”择决。《财经》之于胡女士，如同自己亲手养大的“儿子”一般，胡女士之于《财经》，则如同一头“开荒牛”。普遍地认为，双方的分道扬镳，前程均有很大不确定性，胜败难料。
至于胡舒立女士离开《财经》的缘由，目前比较一致的认为，是因为胡女士与资方在“激励”（说白了就是报酬）与话语权方面的高度分歧。
“深层原因 杂志高收入与个人低收入 ，《财经》年广告收入以亿元计算，远超国内传统媒体的人均生产率。但《财经》内部一位记者坦言，‘我们的工资在业内不算高，与我们的媒体地位不匹配。’…‘就算是胡舒立和其他高管，也都是打工者，薪水与其贡献相比，其实也不高。’知情人士说，‘《财经》并没有很好的激励机制，这是个长期以来的矛盾。’”（《现代快报》），“一位资深人士表示：‘无论是胡舒立还是整个编辑群，在产品做成功的情况下希望提出股份激励的要求，但资方不予认同。’另外一位前财经媒体高管也表示，‘这和公募基金的问题是一样的，活靠团队干出来，但是分配上拿的太少。’…有消息称，胡舒立曾经试图通过引入外来投资者的方式，压迫管理层放弃多数管理权，否则就离开创办新的商业杂志。”
看来，全心全意认同新自由主义市场理念的胡舒立女士，在资方的盘剥下，也是忍无可忍了，在这一点上，草民坚决同情、支持胡舒立女士伸张自己的利益诉求，胡女士要求“按劳取酬”，资方不认同，胡女士用市场手法，稀释资方的管理权，争夺话语地位，遭到资方抵制。
当然，《财经》的资方也没有脱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准则，争取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的本原，你胡女士及团队要多切蛋糕，《财经》资方必然要少切蛋糕。你胡女士认为蛋糕做到今天的地步，是你辛苦“打拼”、“流血流汗”的成果，《财经》资方认为蛋糕的积累已经完成，有你胡女士不多，无你胡女士不少，你嫌少，还有其他人等着切呢。
在这里，“道德的血液”是不存在的，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争夺。胡舒立女士为“自由经济”呐喊了若许年，到头来，“自由”的胳膊还是拧不过资本的大腿，面对资本的无情和傲慢，只能为这个“自由市场斗士”一声叹息了。在资本面前，“自由”算个屁。
当然，比起被彻底扫地出门的原国企中老年职工，失去了青春年华的农民工们，胡舒立女士又是幸福无比的了，起码，还可能在另外一个或者几个资方的支持下“东山再起”，或者自己干脆就成了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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