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枯岁月：世界“碳交易”蓬勃发展，中国应当如何面对
本月7日至18日，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2012年)结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何去何从，会议将决定2012年以后的全球减排进程。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还在无休止的争吵着，姑且不管这些争吵的内容，我们发现一个未来将流行全球的金融交易品被制造了出来，那就是“碳交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遵循了“科斯定理”，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要治理，而治理温室气体则会给企业造成成本差异;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交换，那么温室气体排放权也可进行交换;由此，借助碳权交易便成为市场经济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最有效率方式。这样，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技术、经济综合问题。需要指出，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
按照按照《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CDM， 编者注：即清洁发展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CDM允许缔约方的工业化国家与非缔约方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开展二氧化碳(下称“CO2”)等温 室气体减排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减排数额可以被缔约方作为履行他们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对发达国家而言，CDM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履约机制;而对于 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CDM项目可以获得部分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最终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的目标。其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销额的转让。)，允许每个国家每年排放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气体或类似气体，随后政府为自己境内的污染大户(企业)分发排放“碳配额”， 这些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买卖这种配额，也就是碳减排量，如果某个企业碳排放过多，超过了限额，就必须通过碳交易市场从没有用完配额的清洁企业那里购买，也就是说，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业要向空气中排放以CO2为代表的碳，等于是侵犯了别人的环境，必须付钞票购买。而“绿色企业”制造的产品从空气中吸收了碳之后就等于是自己存了相等碳排放的权利，这些权利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这些碳汇制造者主要是森林，森林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贮存库和缓冲器。反之，森林一旦遭到破坏，则变成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源。
所以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环保与低碳，不想环保，那请掏钱吧。
这种掏钱，不是购买任何物品，只是购买一种排放碳等污染物的权利，最终目的不是说要让企业花钱去排放碳，而是用经济的杠杆来达到各国减少碳排放，让企业自觉走向环保低碳之路，并让制造碳减排项目、制造绿色清洁的企业能够赚钱，从而达到减少地球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世界环境和谐的目的。
碳交易在西方国家已经呈蓬勃发展之势，英国的伦敦金融城和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经成为全球碳交易的两大中心。
欧盟排放贸易计划(EU ETS)是全球最大的配额市场。EU ETS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分别达到30.9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和920亿美元，欧元也因此成为全球碳金融市场上，碳现货和碳衍生交易产品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
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成立于2003年，是全球第一家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也是碳排放权额期货交易模式的开创者。
毫无疑问，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碳交易中心的交易碳排放权利是以美元计价的，而且美国凭借在金融领域的强势,逐步向欧盟交易所进行资本渗透,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美国华尔街金融家们也在积极布局。 碳交易定价权基本就是欧美两强之争。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往往要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在过去与现在，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贸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绑定权往往是世界货币的关键点，美元之所以能成为稳定的世界货币，世界各国一般都储备了大量的美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界石油交易是用美元计价的，美国以高盛为代表的众多华尔街金融资金也就借此玩转石油等大宗商品期货，从而为美国的投资人攫取了大量的利润。而未来世界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环保与低碳经济，未来碳排权利全面商品化的发展趋势，碳交易将超过石油等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成为全球第一交易市场，而且可以创造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成为全球通行的碳货币。在现行“信用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同“煤炭——英镑”，“石油——美元”的能源货币绑定权与货币霸权演变一样，低碳环保革命后，可以说，碳排放权利和由此衍生的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用哪种货币在国际间进行交易，哪种货币在世界货币主导权上就占据了先机。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低端制造业生产基地，但在世界产业链条中只是赚取了微薄的加工费，其他赚钱的金融、设计、贸易、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零售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
同样，中国已经成为CDM机制下提供碳减排量的最大的国家。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对媒体透露，截至今年10月，中国政府已批准2232个CDM项目，其中663个已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预期年减排量为1.9亿吨，约占全球注册项目减排量的58%以上，注册数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在制造碳排放权利领域同样也成为了“世界工厂”。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不仅是中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同时也成为了处于碳交易产业链中的中低端的CDM项目的生产者，但是这些CDM项目生产的碳排放权利最后都是被西方资本低价购买，拿到西欧的欧盟碳交易市场或美国的芝加哥碳交易中心去交易，而中国的这些CDM项目的生产企业仅仅赚取微薄的生产加工费度日。这就等于是农民他生产的白菜，肥猪等农产品，农民把最辛苦的种菜、喂猪的事情做完后，被菜贩子和猪贩子低价收购后去城市的农场品交易中心贩卖赚取高额的利润。
那么中国为什么自身不建立强大的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的碳交易中心呢?
虽然自08年8月以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交易机构相继成立，但是，几大交易所在碳减排量方面的交易量非常小，还不足欧盟与美国的碳交易量的零头，这与中国政府与中国的企业不关心、不关注碳交易排放权是有重要的关系的。中国的碳排放总额是世界上可以排名前几位的国家，但是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中国没有强制减排的义务，也就是说，没有现实的需求，政府与企业的认识也没上去。但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全球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的巨大环境危机会让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转移到有限碳排放权利、和碳排放权利需花钱购买的历史轨道上，碳排放权利未来必然会成为无数中国工业企业日常运营中购买的商品。而中国何不把眼光放长远，未雨绸缪。就比如中国90年代是不用进口石油的，那时候直到后来中国逐步要进口石油的时候国际石油价格还一直比较低，中国没有未雨绸缪，一直没有建立国家石油储备，也不注重培养高级石油期货操盘手，所以一直没有玩转国际石油期货的能力，结果到了近几年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石油的时候，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到了天上，再也下不来了。中国进口石油总是高价买了再高价买。而拥有石油定价权的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则成为了石油食利者，玩转石油期货，轻松的赚取了高额利润。
同样的，中国若是不早日注重碳交易场所及其碳交易金融衍生品的建设，中国必然会在未来的世界“碳交易”金融领域落后并遭受重大损失。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在国际石油市场被耍的团团转，只好把高额成本转移到国内老百姓身上的历史就有可能重演，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民众。
而今中国政府在国际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积极争取，还不是为了争取在未来的“低碳世界”中中国应有的权利和利益吗?这说明这次中国政府还是以积极的心态去积极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与执行的。
既然是积极参与，那我们中国就应该立体化的全面参与到世界“碳”交易的游戏中来。
所以笔者以为，中国政府应该早日制定企业碳排放标准，让那些制造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企业和制造碳汇的清洁环保企业都参与到碳交易中来，打造以人民币计价的强大碳交易市场，通过碳交易帮助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狼共舞，争取国际定价权。(荣枯岁月12月15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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