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重庆模式”
自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团结市委“一班子”人，提出了建设“五个重庆”的非常有创意的目标，以务实的精神、惠民的决心、高效的手法，为民众办了一不列实事，受到了市民的认同与赞扬，前段时间的“打黑除恶”与“反腐倡廉”，全国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那只是“五个重庆”中的二项，建设：“平安重庆”和“宜居重庆”工作中的小部分。市民把他看成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让民众看到了毛主席的光辉重新在重庆大放光彩。
据悉重庆市经济逆势而上，GDP将达6000亿元，增长为14.5％，人均GDP将突破3000美元大关。重庆市吸引外资为西部第一，此成绩不容小嘘，这些成就来源于“重庆模式”的诞生。
“重庆模式”名称源于清 华大学 教授崔之元在中国经济学会第八届年会上一篇演讲中提出来的，它有别于“广东模式”、“深圳模式”、“温州模式”或“浦东模式”。
何谓“重庆模式”呢？简言之，有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形成：
1、重庆直辖后带上了大三峡库区的“涪陵”、“万州”、“黔江”等多是处于落后状态的最广大的农村区域，城乡差距很大。
2、重庆是老工业基地，特别是“大三线建设”时期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建了不少工业项目，可谓国企底子厚实，但是包袱沉重。
3、地处内陆，与沿海比较起来，交通不便就是最大的弱点了。
故 崔之元 教授概括起来是：
“大城市带动大农村”；
“其经济思维的核心是‘国企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
崔之元 教授对此评价说：
“国企改革的‘重庆模式’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性内涵，即‘国资增质’与‘藏富于民’可以兼顾，并不矛盾。”
对于上述评价我基本赞同，但对“藏富于民”这一点，我仍有一些不同看法。
在以薄熙来为首的重庆市领导班子有力地推进“五个重庆”的建设，的确是打造“重庆模式”的大实践。他们不失时机地借助于中央在“全球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提出并实施“拉动内需，改善民生”的政策与“五个重庆”建设结合起来惠及重庆人民，使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目前还谈不上已“藏富于民”，其他省市的情况也是如此。
只能说中央政府是在努力实施“藏富于民”的努力过程当中。对重庆而言，这种努力体现在大环境的改善，例如“平安重庆”建设使社会治安改善；“畅通重庆”建设使交通便捷有了改善；“宜居重庆”建设和“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建设使居住环境空气质量和居住条件有了改善；等等的确惠及了全民。
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现状尚未遏制住，底层民众的生活改善也很不均衡，占极大比例的民众的口袋里仍缺钱，谈不上拉升消费，故离“民富”生活水准还有很大距离。
只有把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准提高，让他们口袋里有可用于其他消费的钱，那才叫“民富”。我曾说过，目前是《国富民穷》；也曾希望《把“干得多挣得少”转换为“藏富于民”》（註）也提出了《关于改变“国富民穷”现状的几点建议》
例如：
“1、增加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减少民众高等教育入学费用的支出，或者逐步提高义务教育的层次，这即能有效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水平，又减少民众教育负担，一举两得。
2、提高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特别是60年代和70年代老一辈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应加大增加的弧度，因为他们的退休金基数实在是太低了，他们为共和国的付出实再是太多而得到的又确很少，我为这部分老人呼吁，让他们能享有与“富国”相称的晚年吧！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扶助力度应加大一些。
3、增加医疗保险的投入，像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害时党和政府关切灾民那样，让老人们能得到更多的关切与照顾。”
目前有个好消息是：中央拟提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增加10％；不过这个10％的基数应全国统一，特别是内陆及贫困地区其基数本来就低，如以当地均数为基数那么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就会扩大而非缩小。另外建议此次增加的退休金对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就不要地方当局负担，而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
（註）http://blog.readnovel.com/blog/htm/do_showone/tid_41675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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