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殊死较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殊死较量

宋公明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资本主义世界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帝国主义进行了疯狂的武装干涉，国内白匪也作殊死的反抗，但均以失败告终。二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感到用武力消灭社会主义，不仅成功无望，而且成本太高。所以帝国主义的智囊们制定了一个极为阴险毒辣的和平演变计划，开始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不完善，资本主义势力不可能很快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和意识形更是无时无刻不在腐蚀着人们的头脑。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僚腐败现象，走向修政主义，表现为思想僵化、享受特权、生活腐化和欺压人民。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正是利用了人民对新生官僚特权阶级的不满，收买和培养自由主义分子，利用反腐败反独裁和自由人权做为旗号，来反对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他们首先在南斯拉夫打开一缺口。五十年代，南斯拉夫接受了美援，对自由资本主义实行让步。而前苏联自赫鲁晓夫起，即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在国内实行官僚特权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实行霸权主义。到勃涅日列夫时代，前苏联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成为新沙皇，与美国并称两霸。但是国内官僚特权阶级已日益腐朽，资产阶级自由派利用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乘机篡夺了政权，解散了苏共，分裂了国家。后来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重新洗牌，变官僚资本主义为自由资本主义。这条路能走多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中国在解放后，同样有官僚特权阶级产生。中共于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枪毙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两个贪官。1957年，中共为防止官僚腐败，又开始整风。但是资产阶级右派乘机向党进攻，现在看来是有国际背景的。可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势力太小，而中共特别是毛泽东的威望又太高，所以成不了气候。右派的进攻很快被打退。

1956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分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1957年的反右是由一线的人具体领导和实施的。结果搞了一个扩大化，按某人的说法，大家都是，就都不是了。形左实右表露无遗。从此，毛泽东大权旁落，形成两个司令部。反右之后，很快进行了甄别平反，大多数右派摘了帽子，官僚特权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因此社会安定，人民心情舒畅，建设热情空前高涨，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动运。这两个运动当然要有群众的热情做基础，否则是开展不起来的。但是党内官僚特权阶级又从极左和极右两个方面进行了破坏，先是大刮五风，后来又借困难时期否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但是毛泽东用写党内通信的方式，一竿子到底，依靠人民群众来反对极左，又发动群众依靠集体战胜了自然灾害，制止了包产到户的倒退。到1963年，经济情况不仅大大好转，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繁荣，1964年原子弹试验成功，震惊了世界。中共又开始了四清运动，毛泽东更加明确指出，运动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本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为了防止党内官僚特权阶级的产生，防止让自由资本主义作为拉笼群众反对党和攻击人民政权的突破口。对于四清运动，毛泽东与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更加艰难和复杂。毛泽东考虑再三，冒着被打得粉碎的风险，不顾七十三岁的高龄，以重上井冈山的决心，横渡长江的气概，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有纲领的运动，纲领就是1966年中央发出的516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里说的整，是指思想和意识形上的教育和改造，而不是肉体上的消灭或惩罚。所以凡是符合516通知的行为，就是革命行动。凡是不符合的，就是对文革的对抗和反动。

这里要说一说文革中的经济情况。中共于1964年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树立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靠自力更生在恶劣自然环境下解决吃饭问题的样板，以此坚定农民走集主义道路的决心，与党内走资派和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广大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战天斗地，修建了大量像红旗渠这样的水利工程，加上国家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开始发挥效益，化肥开始普及，农业机械化拉开了序幕，旱改水，一熟改二熟等新技术采用，粮食连年丰收，到70年代，粮食已基本过关，社队工业随之开始发展（粮食不过关不可能搞社队工业）。文革后期，一两粮票可以用2分钱代替，用粮票换鸡蛋、钢精锅等日用品已经很普遍的现象了。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轻工业产品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那时结婚流行的是“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半导体收音机。不是没钱买，而是买不到。其中半导体收音机很快就能大量生了，价格也十分便宜。但是手表、自行车一直很紧张。

70年代，地方工业开始起步。江苏南京生产出钟山牌手表，701轻型卡车，青松牌黑白电视机，大桥牌自行车。钟山牌手表只卖26元钱，在当时也是便宜得出奇，因此非常紧俏。江苏则用钟山表去和外省做物资交换，向中央各部走后门拉关系。

70年代初，由于中美关系改善，开始了第一轮引进高潮。当时从国外引进的项目有40多项。其中包括武钢一米七轧机（为以后洗衣机等家电提供薄板，才有了后来的家电大发展），13套大化肥（为农业高产打下基础），以及化纤厂，烷基苯厂（洗衣粉原料）等。如果没有外汇，怎么可能？其实文革中广交会一直没有中断，中国仍有大量产品出口。由于外贸大增，港口和运输能力不足，从197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港口建设，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开始起步。

任何事情都有个起步，没有那时的起步，哪有后来的继续？

正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物资特别是高档耐用消费品供应紧张，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特权和走后门。官僚特权阶级一方面自己享受特权，搞走后门，另一方面又以极左面目出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就不能不引起民众极大反感。

文革之后，一些人成功地把人民的不满引向毛泽东，一方面，完成60年代没有得逞的包产到户，向农村自发资本主义势力让步。这种重新洗牌，虽然骗过了很多人。但是仍然有华西村南街村等集体经济没有上当。其实小岗村是落后的典型。小岗村的自然条件要比大寨好得多，大寨能解决温饱问题，其他地方就应当更不成问题，这就是树立大寨为典型的重大意义。树立小岗村，就是要否定集体经济，否定自力更生精神。小岗村按红手印的18个人，三年自然灾害时为何没有饿死？大寨大队，自然条件如此恶劣，三年困难时期为何无人饿死？仅此事实，就可以戳穿饿死三千万的谎言。所谓大包干解决了吃饭问题，更是荒唐。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天吃饭，至今仍是如此。如果没有农田水利建设和化肥农药的基础，还和解放初期一样，相信谁也不肯退回去单干。但是由于分田到户，又是一次重新洗牌，因此还是诱骗了大多数人，谁都以为自己能抓到一手好牌。另一方面，就是大搞官僚特权，收买老干部，满足那些投机革命官僚们压抑已久的私欲。在80年代，在所谓双轨制下，批条子成风。因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由于官倒和腐败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受美国操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乘机制造了动乱。

但是中国并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易帜解体，这是因为中国的官僚特权阶层和自由派及其后台老板最终达成了妥协，放跑了所有民运分子。从后来公布的录像看，当时公安机关早就控制了这些民运分子，要抓住他们，瓦解动乱，是轻而易举的事。民运分子无一伤亡，全部跑到美国，正说明了他们的后台是美国人。他们的目的，就是像瓦解苏联那样瓦解中国。而中国交出民运分子，交出方励之，肯定是和美国做了交易。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妥协。

承诺要反腐但是又说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样，走资派特权阶层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达成了一致，无良精英和官僚特权阶级及资产阶级奸商组成了腐败铁三角，一起来对付中国的工农群众，开始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化大分赃。搞起全民下海运动，机关军队都去经商，让大批职工失业下岗，人为地造出一个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生产资料落到私人手里，产生了一批新的资本家。而官僚特权阶级的腐败也愈演愈烈，并走向常态化，固定化。例如将灰色收入改成阳光工资，例如对官员子女在升学和招工招干上的明里暗里的优先照顾。

现在，谁都可以看出社会矛盾在日益激化，恶性事故不断，恶性犯罪不断，群体事件不断。除了官僚特权阶级要维稳之外，不少人都希望重新洗牌，幻想着来一场大变革。在种情况下，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高度警惕，不要被别人所利用，替他人作嫁认裳。现在毕境宪法和党章还在。如果重新洗牌，无论发牌权落到谁的手里，都不会对工农群众有利。否定了现有宪法，不可能再制定出更好宪法（指主要条款，如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　　

是党员，就要遵守党章，是公民，就要遵守宪法，这是天经地仪的。否则就是两面派、阴谋家，大坏蛋。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维护宪法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宪法，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办公有制经济实体，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宪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越来越认识到维护宪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很多人都在呼吁，在宪法的原则下团结起来，为保卫宪法，宣传宪法，落实宪法而斗争。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理直气壮的事。如果形成全民的运动，那么国家重新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社会主义或其他会么社会主义），是有可能。至少，应当努力一下。

附：

从橄榄型社会的破产分析中国社会的出路和前途

宋公明

一、

有人认为，中等收入的人群占多数的所谓橄榄型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并且力图让中国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然而事实却无情地击破了这个梦想。经过三十多年，中国离所谓橄榄型社会仍然遥遥无期，而且越来越眇茫。

其实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不存在什么橄榄型社会，只有正反两个三角型和黑白两个世界。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存在着失业现象。美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在10%左右，亚州诸国的失业率在5%左右。台湾地区，由于和大陆签订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也仍然在5%左右。所以失业是世界性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形影不离，不知这算不算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　　

在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专家学者多如牛毛，能人高人层出不穷，为何失业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呢？很简单，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是根本就不想也不肯去解决。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在竟选时，从来只说控制和降低失业率，而决不会承诺消灭失业。而一个有大量失业人群存在的社会，就不可能有公平正义，什么民主、自由，什么人权、人性，什么普世价值，都是可笑的扯蛋，更不可能成为什么橄榄型社会。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死也不肯解决失业问题呢？其实原因大家都清楚，只有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才能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第一，可以提供长期稳定的廉价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和人才都是商品。由于失业率的存在，人力商品就总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价格就一定会有利于买方。第二，有利于资本家对员工的管理。由于生存和就业的压力，员工不得不屈从于资本家的各种苛刻管理。“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和绑架，员工只能服服帖帖顺从资本家的意志，以至于失去人格和尊严。春晚小品《梦幻家园》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第三，可以向剥消阶级提供各种特殊服务，以满足他们穷奢极欲荒诞畸型的需求。因为谋生就业的压力，迫使一些人不得不从事各种高危艰难的工作，甚至是违背人沦道德的行当。例如血汗工厂、五毒矿山、黑砖窑，裸体纤夫，同床保母，女体盛，跪式服务，以及“梦幻城”和“天上人间”之类的各种性服务等。

由于谋生和就业的压力，必然导致大量人群在社会最底层讨生活，谋出路。例如农民工，保安，清洁工，护工，保母家政，搬运工，送水工，小贩，服务行业的打工者，靠业务提成的推销员，出租车司机，等等。而在此之上，最上层是官僚和资本家，依次而下的是所谓金领、白领、粉领（演艺界）、蓝领、灰领，黑领，无领，形成金字塔型的结构。

在这个正三角型之下，还有一个倒三角型的社会。因为谋生无着，走投无路，必然会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采用非法谋生手段。例如卖淫、无证小贩，黑车，黑中介，黑出租，草台班子，地下作坊，聚赌，职业骗子，职业黄牛，职业乞丐，传销，游医，算命和各种迷信职业者，等等。这是倒三角型的最上层，在此之下，是因为生活所迫而铤而走险的各种人群，例如贩毒，走私，诈骗，抢劫，盗窃，绑架杀人，等等。最下端则是黑社会的头目。正三角型的最底层与倒三角型的最上层，并无明显界线。例如，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卖淫是合法的。我国也有人在呼吁性产业合法化，而在实际上，也已经是半公开化了。于是在社会边缘的两边，形成一个庞大的谋生群体。正反三角型形成的不是什么橄榄型，而是两头尖中间有一个大肚子的枣核型。

这正反两个三角型就构成了黑白两个社会。必须指出，这种黑白两个社会，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社会的正反两面，并且在不断互相转化。例如黑社会的老大，很可能会变成慈善家，变成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高官。而白道上的人物，也可能变成黑老大，大贪官，大坏蛋。例如陈良宇，例如文强，例如陈水扁。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如此，每个企业，每个行业，也都是如此。

在企业里，老板和上层管理人员、中层干部及下层员工构成金字塔。在行业内，高收入、中等收入及勉强渡日的低收入者形成金字塔。例如在演艺界，能出人头地成为明星的能有几人？而绝大部分只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从全球范围来说，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也是金字塔型。在各个企业、各个行业中，各个层次的人，也是极不稳定的，也是会转化的。例如金领中的宋思明，白领中的海藻海萍姐妹。粉领（演艺界）就更不用说了，明星导演涉黄涉赌涉毒涉黑是世界性的。（在电影厂门口等机会的芸芸众生，一点生活保障都没有，只能过一天混一天。像王宝强那样的幸运儿能有几个？王宝强之所以能混出来，就是因为他那付傻样，用他来演工农民，满足了那些仇恨人民革命和人民政权的人丑化工农兵的需要。他们认为这种傻样才是工农兵的本来面目，正面人物反面化才是真实。就如香港的成奎安，只能演大傻式的坏蛋一样，王宝强成了演工农兵的专业户。）

二、

即使你挤进中产阶层，想当一个好人，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谋生和就业的压力让全社会都处在惶恐之中。即使你自己有个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但是你的家人和亲朋中必然会碰到就业问题，不是你要去找路子，就是别人要走你的路子；不是你被别人潜规则，就是人家被你潜规则，想躲是不可能的。《蜗居》中的苏淳就是如此，本来自己的工作和收入都不错，但是小姨子大学毕业要找工作，他也就不得不卷入到社会的旋涡之中。先是莫明其妙地被捕，后来当了科长，又不得不花天酒地，接收贿赂，在黑白人生中周旋。

陈冠希的艳照门，揭开了演艺界的黑白两个世界和明星们的人鬼或人兽两面人生。那么公务员界的日记门，律师界的李庄案，体育界的南勇案，等等，则反映了各个行业的黑白世界和各个阶层人士的两面人生。这种情况也是带有普遍性的。例如台湾警方和法官的涉黑案，日本相扑界的涉黑案，韩国的卢武玄家族腐败案，等等。相扑是日本的国技，相扑选手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也与黑社会挂上了勾，可见黑社会在日本的势力是多么强大。卢武玄是平民出生的总统，自己也想搞清廉政治，但是最终还是逃不脱卷入腐败的旋涡的命运。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赌毒是无孔不入普遍存在的，而黄赌毒必然与黑社会相生相伴，黑社会又必然有白道做靠山，必然与腐败形影不离。日本的山口组，台湾的竹联帮，意大利的黑手党，都是历史悠久的黑社会组织。资本主义世界黑道和白道长期共存，美国社会更是如此。

在失业机制的搅拌下，整个社会形成了巨大的旋涡。在这个旋涡里，人生起落无常，命运变幻莫测，谁也无法逃避。（因此精神麻醉和欺骗性的心理辅导、算命、风水及赌博行业火起来了。）在失业恐怖的阴影下，人性被摧残、被压抑，人格尊严贞操皆成为商品，道德为之沦丧。全民为找工作而行贿，腐败为之泛滥。面对非法谋生的人群，法律制度形同虚设。从《蜗居》中的宋思明、海藻、海萍、苏淳、小贝、房地房老板、下岗工人身上，在《梦幻家园》的售楼小姐身上，在《长江七号》的农民工和包工头身上，在日记门、艳照门中，你是不是可看到自己或周围人的影子？

失业率不能没有，但也不能过高，否则就会产生社会动荡。那么靠什么来控制失业率呢？精英们的办法就是靠拉动消费。靠谁来拉动消费呢？当然不能靠低收入的穷鬼们，也不能靠中等收入的小资们。因为在失业的阴影下，小资也不敢花钱。《蜗居》中的海萍，看到打折才肯下狠心购买时装。以前他们还能当房奴，现在的房价，让他们当连房奴的资格也没有了。所以拉动消费，只能靠大款大腕。只有他们不差钱，又有应酬的资格和需要。什么九五至尊香烟，五星级消费之类，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光顾，才能光顾得起。不是有人赠送，就是他们赠送别人。由于他们的消费，才使得相关行业得以生存发展，才能吸收人才和劳动力，从而降低失业率。而要吸引他们消费，一方面，就不得不容忍腐败，如果没有腐败性的应酬消费、公款消费、集团消费，经济岂不是就要崩溃？另一方面，这种消费就不可能总在一个水平上，必然要不断互相攀比，花样翻新。（郭达和蔡明演的小品《送礼》中，就是一个送MP3，另一个就要送MP4，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前程吗？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所以酒席从千元、万元向着十万元发展，各种奢侈消费无不走向极端化畸形化尖端化。例如七星级宾馆，数千元一条的香烟，数万元一套的内衣，等等。这样一来，能够消费得起的人必然越来越少。能乘空客380到迪拜住七星级宾馆的人，能上太空旅游的，全世界能有多少呢？而低收入的人必然越来越多，所谓中等收入的含金量必然下降，而三角型的顶端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尖，橄榄型从何谈起？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消费越拉越拉不动。例如房地产，前两年还有官员说买房是爱国，现在谁还理你？对于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他们可以吸取某些社会主义的做法以缓和国内矛盾，可以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转嫁危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剌激经济（谁能保证天安号事件不是美国人搞的呢？）。然而不管怎么折腾，这种制度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一时的张狂，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三、

人类社会是不是永远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呢？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而且做到过消灭失业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旧中国留下的巨大失业人群，就业压力极为沉重。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通过拉动消费来解决呢？显然不行。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去生产九五至尊香烟，也不可能去建五星级宾馆。这就和汶川和玉树地震之后相类似，首先要解决的是恢复交通、供电、供水、医疗、卫生、学校、食宿等民生问题，而不可能去搞小别墅、高尔夫球场、夜总会、洗头房等，去满足少数大款大腕的需求来拉动消费。当时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每个农民，包括地主、富农，都平均分到了土地，就是把大家放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在城市，是对所有人都实行劳动登记，对前政权的军政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全部安排工作。当时全国还有不少地区有待解放，大量土匪敌特有待清除，还要承受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损耗，但是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到1953年，全国已经完成了恢复时期的任务，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了。

大家从同一起跑线上出发，虽然生活水平还很低，日子也过得很苦，但是大家都充满了希望，无可抱怨，因此社会安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从同一起跑线上出发，不可能没有差别，大家不可能齐步走，农村很快就出现了贫富不均现象。如果任凭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就必然会产生阶级分化，最终结果必然是再一次重新洗牌。前苏联由于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失去民心，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后来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就是重新洗牌，让大家重新站到同一起跑线上，然而是向着自由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必然又导致两极分化再次出现，将来还是要重新洗牌。

毛泽东以他非凡的洞察力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要在农村实行合作化，在城市实行社会主义的工商业改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制；集体所制有又分大集体和小集体。这就如高速公路和一般等级公路及各种小路并存一样，形成了互为补充相互协调的经济体制。当时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就业的保障。宪法中庄严地写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把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利作为自己义务并写入宪法，这是最讲人权最人性化的宪法，这是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创举。

由于没有谋生的压力，人们心情舒畅，释放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造出无数人间奇迹（例如红旗渠和成昆铁路）。当年钱学森等科学家历尽艰险回到祖国，不是因为谋生的需要。如果是为了混口饭吃或是升官发财，他完全没有必要回来。他回国后虽然生活条件物质享受不能和外国相比，但是也没有谋生的压力。如果钱学森要为子女就业烦心，他怎么去搞原子弹？如果袁隆平当年毕业后要自己找工作，还轮得到他当水稻专家吗？如果王进喜面临着下岗的威胁，他也成不了铁人吧？

由于当时大家都有基本生活保障，没有谋生的压力，所以犯罪率很低。特别是因生活所迫的犯罪更是罕见。而对因生活所迫的违法犯罪，处罚也十分人性化。解放初对妓女是实行改造，不仅免费为她们治病，而且为她们安排工作，避免她们因生活无着而再落火坑。对一般的小偷小摸，也是重在教育，给工作出路。对劳改释放人员，也要安排工作，体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

四、

中国人民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失去了就业保障的。当时由于一部分官僚腐败分子利用公有制企业谋取私利，即“官倒”，引起社会强烈的不满，并在1989年发生了动乱。此后，主流精英们粉墨登场，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理论基础，说人都是自私的，只有自私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公有制不能调动积极性，一切都要和个人利益挂钩才行，要砸烂大锅饭，让大批职工下岗，取消高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并搞了一个全民下海运动。全民下海也是带有重新洗牌性质的运动，大家在下海面前重新起步，下岗职工和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公平竟争”。

重新洗牌带有很大的诱惑性，总是会受到欢迎的。由于农村在80年代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也带有重新洗牌性质，到9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批先富人群。在所谓“人性化”、“人权”至上，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等等理论的鼓噪下，享乐主义迅速膨胀爆发，社会上刮起了吃喝风，跳舞风，麻将风，学车风，出国风，淫乱风。加上大量外资外企涌入，社会上急需星级宾馆，歌舞厅，餐馆，写字楼，因此社会生产迅速转向第三产业，到处建星级宾馆，别墅，高尔夫球场，歌舞厅，写字楼。因为消费激增，税收也就大幅度增加，财政也就有钱了，又剌激了电力、交通、通讯、城市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了GDP和政绩工程，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名义下，到处在大兴土木，几乎每个政府机关都在建高档办公楼，购高档小车，集团消费和公款消费大增，基建规模无限膨涨，GDP不断飚升，不仅城市就业比较充分，还吸引了大量劳村劳动力。由于土地大量征用和城镇迅速扩大，大量农村人口变成了城镇人口。充足的人力资源为社会提供了各种人才，各种以前不存在的行业应运而生。而先富人群要享受，要养宠物，要玩古玩字画，要烧钱摆阔，还要用资金兴办实业，投入到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中，这就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繁荣。并且形成了一个不算太小的中等收入人群。一时间经济确实“火”起来了。但是这种“火”包含是大量泡沫，能维持多久呢？有人说还能火100年，有人说还能火30年。总之，谁都知道，这种“火”是不可能持久的。

果然，好景不长，所谓的第三产业的“欠帐”很快就填补上了，而且还有过剩，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很快达到饱和，拉动经济的动力只能逐渐转移到房地产业，为了维持基建规模和GDP的增长，不得不人为托市，不惜建起大规模的空城。而随着消费向着高端化发展，能够拉动消费的人群不断减少，中等收入的人群购买力不断下滑，而低收入人群又不断增加，失业率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上升了。据国外报导，中国大陆的失业率在6%左右，也有人说，失业人数有2亿之众。

大量的失业，必然导致用非法手段谋生的人群大量增加，犯罪率和自杀率就会上升，社会治安和黑社会问题随之突出，公检法司的压力随之加大，治安和维稳的成本巨增，黑白两道合流也就不可避免，迅速形成了黑白两个社会，经济危机也终于降临到中国人头上，经济泡沫终于要爆炸了。

中国不能向国外转嫁危机，也不可能发动战争来拉动经济，只好用继续加大投入来拉动消费和维持经济增长。但是巨额投资已很难找到项目，高速公路、水电、核电、高铁、地铁已经建得差不多了，钢铁及原材料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汽车的销量也在下滑，资金只好投向房地产，有的地方已经把第一轮开发的房子拆了再建，把只有十几年甚至几年房龄的楼房炸掉，有的地方在建空城。这些资金的投入，大部分流入少数社会上层人物的腰包，工薪阶层和打工者只能得到少数。其他人就只能通过腐败性的消费和公款消费、集团消费分得一些残羹剩饭了。所谓橄榄型社会终于成了泡影。

五、

分田单干和全民下海是两次不完全的重新洗牌，其结果是：一，官僚腐败阶层不仅没有受到打击，反而通过权力寻租，把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成了新的资本家。或是在名义上保留国企性质，实际上由官僚腐败阶层掌控。二，产生了一批自由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所谓股份制企业）和带封建性质的家族企业。三是形成了由无良精英、贪官和奸商组成的腐败铁三角。无良精英把持了舆论和意识形态阵地，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理论基础，用“人权”“人性”为幌子，发动破公立私运动，从而把公有制生产资料转化到私人手里。四是广大工农成了弱势群体，社会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重新洗牌后，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得到好处，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寻找活路。城市下岗职工过了一回下海的瘾，但是什么也没捞到，反而成了弱势群体，要靠人家施舍才能有份工作，为了生存就不得不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

自由化的精英和官僚资本阶层也有矛盾的一面。他们也对官僚腐败不满，主张走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对待工农的态度上，又是一致的，即抵死也不肯解决失业问题。他们炮制的《就业促进法》，否定了国家有保障公民劳动权利的义务，把就业的责任推给社会和劳动者个人，国家只是促进而已。精英们说要改变业观念，大学生也可以买肉，下岗职工可以自主创业，不要拘泥于专业对口和收入，要放下架子，等等。其实就是要求人们为了谋生而放弃人格尊严道德贞操这类“传统观念”，而让资本家们享受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他们自己有丰厚稳定的收入，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痛。而整个社会，却成了黑白两个世界，成了人肉宴席。所谓的竟争，就是你不吃人，就要被吃。

但是中国的重新洗牌并不彻底，表现在：一、宪法中关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没有变；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没有变。二、公有制的经济并未完全消灭，南街村，华西村，刘庄，等一批公有制经济仍然存在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三、一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仍然是国有性质。四、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执政党，执政党党章的基本原则没有变，坚持走具有中特色社会主道路的方针没有变，决不改旗易帜的决心没有变。

在这种情况下，官僚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及自由派精英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

当今中国，仍然是危机和机遇并存。说危机，经济、道德，政治，法治，人口，教育，卫生，环境，资源，能源，治安，安全，领土，统一，国防，各方面都有危机。说机遇，是民心可用，人心不可欺。面对这重重危机，人民不能不“怀旧”，不能不回忆起曾经战胜过的艰难限阻和取得过的辉煌胜利，不能不想到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法宝。仰望星空，不能不再次唱起红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如果能坚持党章宪法，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恢复光荣传统，那么就一定能战胜当前的困难。否则，就有可能再来一次重新洗牌。

为此，特提出以下建议：一、建议执政党按照党章和宪法进行清理整顿，纯洁队伍，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二、建议国家废除违反宪法的《就业促进法》，另外制定《就业保障法》。按照宪法的规定，公民有权要求国家保障劳动的权利。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和高校毕业生如果愿意服从国家分配，国家就应当按排工作。三、建议国家鼓励劳动者以南街村、华西村为榜样，创办公有制经济实体。增加公有制经济成分。有人说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办成功。这就要看本事了。当年搞根据地也很难，现在总比那时强多了，至少是合理合法的事。三、建议国家鼓励国有企业的职工根据国有企业管理条例和工会法等相关规定，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参与企业管理，民主选举企业领导班子，恢复和坚持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总之，在宪法的框架下，通过合法的斗争，使国家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规轨道，是有可能的。

20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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