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主流价值观与知识分子

    最近，关于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讨论开始悄悄地升温，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放弃过去的主流价值观，简单移植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能否形成一个健康的中国社会？因此，政府部门、知识分子都开始关注和讨论主流价值观，显然是对简单移植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反思。在针对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各种讨论中，我注意到几个现象，值得一说。
    首先，人们讨论主流价值观，大致都要先说明什么是“主流社会”。对于“主流社会”的认识也各种各样，最常见的一种是把中产阶级当成是主流社会。我认为，这一观念的理论来源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决定论，实践来源是美国社会。美国社会曾经被认为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所谓“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型中产阶级社会。然而，在讨论主流价值观的时候，过分强调中产阶级的财产收入，我觉得并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主流价值观的内容难以简单概括，它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比方说，对于家庭婚姻观念来说，是否中产阶级的家庭婚姻观就与其他社会阶层有显著不同？举例来说，重视家庭与提倡性自由，究竟哪个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婚姻观？再比如说，人们对社会治安的要求，我想，不管是低收入群体、中产阶级还是高收入群体，应该都希望有良好的社会治安。如果有人说中产阶级希望社会治安稳定，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希望社会治安混乱，或者反过来，两者似乎都说不过去。
    纯粹以收入等级来认定主流价值观，这一经济决定论的做法容易导致一种后果：在经济发展还没到形成中产阶级社会的时候，似乎就可以不谈主流价值观，就可以任其混乱；在经济运行造成中产阶级生存困境，或者中产阶级开始减少，“纺锤型”社会变成“哑铃型”社会的时候，似乎也可以放弃或改变主流价值观。这一状况把主流价值观纯粹变成收入水平的结果，而很难用一种健康的主流价值观来引导不同经济形态下的社会大众。任何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往往由社会精英构成的主流社会通过树立榜样的方式，或者通过各种媒体来表达和传播，但是，当今制度下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表达的“主流价值观”，与广大民众的普遍价值观未必总是吻合。
    中国古代社会要求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西方现代社会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两种表述本质上差别不大，如果能够做到，知识分子所表达和阐述的主流价值观，就能够与民众的普遍意愿相吻合，从而形成真正有生命力的主流价值观。形成这一吻合的条件在于，首先，知识分子来自社会各阶层；其次，知识分子从社会各阶层中脱颖而出后，依然与各阶层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三，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有较大的独立性。然而，当今的现实是，知识分子来源的广泛性还存在，但是，知识分子一旦地位确立，与社会基层的联系却日渐减少。在垄断性商品经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大都需要资本家的赏赐。于是，知识分子队伍里的很多人都成为资本家的附庸、帮闲，他们与资本家一起，构成了所谓“主流社会”。这些社会精英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散布有利于资本家、垄断资本、垄断商业的言论和观念。由于资本与知识的狼狈为奸，他们通过经济力量操纵媒体和舆论，表面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主流价值观”，实际上与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念相去甚远。比方说多年前，很多知识分子都在鼓吹贷款买房的绝对好处，为金融资本鸣锣开道，以至于“零首付”之类也短暂地出现过。它似乎成为那一时期的“主流价值观”，还编排了“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不同的住房故事，向中国民众强行灌输。其结果就是今天人们能够看到房市、房价，成为广大民众最为头痛的大问题。而如今在重庆等地，大批公租房的建设和投入，将改变这种现象，由此也必然会造成民众在住房问题上“主流价值观”的变化。
    所以说，当今中国社会，当大批知识分子都成为国内外资本家的爪牙和走狗的时候，他们利用比民众分贝数更高的话语权，往往会把对垄断资本更有利的价值观伪装成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此，我们还是应该回到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心”的立场。为了让这种观念真正兑现，必须改变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导致知识分子不得不成为资本走狗才能生存的状态，要使知识分子获得在资本家等利益集团面前相对独立的生存状态。在中国古代，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知识分子主要依靠政府而生存。从西方社会的历史轨迹和政治理论来说，西方理论认为，政府由于是专制的王权，尤其在私有利益上与社会的冲突，因此，知识分子与政府的结合也是为利益集团服务。事实上，中国古代政治与西方历史政治很不相同，中国古代政治要求政府本身摆脱利益集团的控制，成为超利益集团的存在，并且在制度上保证政府行为的公平、公正。由此，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要依靠政府而生存时，由于政府相对独立，知识分子也获得相对的独立性，甚至可以监督政府的独立性，这才能使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已任”。在今天，知识分子能否成为“社会的良心”，能否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或代言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我不相信知识分子成为资本家的宠物能够体现“主流价值观”，知识分子靠资本家喂养，一定只能代表垄断资本家的价值观，从而对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不同程度的误导。虽然知识分子依靠政府而获得相对独立性，也有可能成为政府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但是，抛弃阶级斗争观念，回到“天下为公”、“和谐社会”、“以民为本”的基本立场，知识分子依靠政府而保持相对独立性、客观性的可能，比卖身资本家之后的可能性更大。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真正体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可以看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理论上要求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心”时，为何知识分子只能在政权之外？为何代表“社会良心”的群体，不能成为掌握社会权利的主体？当代表“社会良心”的群体，只能在政权之外时，掌握政权的人又会是谁呢？如此一来，掌握社会权利的人所提倡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岂不等于是违背“社会良心”的？广大民众自我表达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缺陷，知识分子能够总结、凝练、升华民众处于模糊状态的价值观。但是，一旦知识分子在资本的豢养下失去公正立场，所谓社会“主流价值观”便岌岌可危了。因此，要树立合理的主流价值观，关键还在于知识分子如何履行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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