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88年五省区部分或全部粮食定量减低的铁证
——《人民日报》1988年7月11日文章
我早就说过，口口口口带来的是农业大危机和大失败，尤其1980年大包干以后。
可是有的人就是矢口否认。我说：“1987年我国人民的粮食定量没有比1966年到1976年多一斤。价格倒暴涨了。而1988年全国就有五个省区粮食定量减低或变相涨价。”他们也不承认。有人问我，根据是什么？要我提供相关的资料数据。
——这还要什么相关的资料数据？反正自从口口口口以来，到1987年为止，我国人民的定量标准，一直没有变过，始终维持在六七十年代标准。这是人人亲历的。如果有人认为人民群众的粮食定量提高的话，那么应该请他提出证据来。
至于价格暴涨，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初以来，就出现了一个“议价”，而“议价”不是价格暴涨是什么？
不过一般来说包括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和1987年前，群众的粮食定量都是足够的，大多数家庭都有几百斤余粮。所以议价对群众来说，并不意味着买粮食多付钱，但是其他消耗粮食的农副产品，如：猪肉、鸡鸭、蛋、鱼等大幅度涨价，不能说不和粮食议价无关，所以从百姓这些农副产品的消费中间接地承受着粮食价格暴涨的压力。
1988年全国粮食大危机，有五个省区，部分地或全面地粮食定量降低，或变相降低。比如山西省全省规定：粮食定量一律缩减为14公斤，超过部分一律自己去买“议价”。这就使得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不得不多付钱。
某年五月风暴，大口口后，粮票作废，粮价暴涨。从此在群众手里的500多亿斤粮票就被口口集团赖掉了。据我知道，在1988年我国的粮食仓库里储备粮已经少于群众手里的剩余粮票，如果该年群众一下子把储备粮票全部抛出购粮，我国的粮库将立即空了，粮店将立即断粮。所以口口废除粮票就是赖掉群众手里积储的余粮。
可以见到，定量减低的五省区是：山西全省、广东全省、河南新乡、广西玉林、福建全省。《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显然是准备在全国推行。第二年大口口后，粮票就正式作废，粮价暴涨起来。吃不起饭的就不吃或少吃。可悲的是，当时我指着《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跟许多知识分子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开腔，有的人还气呼呼的。他们气的就是被我不幸言中了。根本不愿面对口口口口后，尤其大包干后农业大危机的事实。
压缩平价粮 实行价格补贴改暗补为明补
我国粮食购销体制酝酿重大突破
山西、广东、河南、广西、福建等省区的一些地区率先进行改革
唐仁健 杨启荣 (1988.07.11)
本报讯 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的非商品化的粮食购销制度，（曹注：看，人民群众粮食定量已经没有增加，却使他们多年来一直受到困扰了，这不表明大包干以来我国农业一直处于大危机中？）今年开始出现松动和变革的迹象。4月以来，山西、广东、河南新乡市、广西玉林市等地，率先进行了以调整利益关系为核心的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福建省从6月1日开始参照广东的做法也进行了改革；还有一些地区正积极根据本地情况，拟定改革方案。以区域突破为特征的我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
各地实际情况不同，上述地区改革粮食购销体制的做法不尽一样，但都是本着“决策分散，风险分担”原则，对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加工者和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旧的利益结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并在若干方面取得了一致性的共同突破：
首先是在销售环节上，压缩平价粮销售，或提高平价粮销售价格。山西省除保证城镇居民定量在14公斤以下的基本口粮、军用粮、大中专和中学生口粮继续按平价供应外，工种粮、副食、酿造、糕点、饲料用粮及各种补助粮一律放开，实行改价供应和市场调节，全省共压缩平价粮销售6.45亿公斤。广东和玉林则主要是提高销售价格。
其次是在收购环节上，实行价格补贴，或提高收购价格。广东省规定在“三挂钩”政策不变前提下，对合同定购稻谷给予每50公斤5.84元的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即把定购价提高到每50公斤25元的水平。玉林市规定每50公斤稻谷收购价提高2.41元，农民可选择实物或现金形式的生产资料差价补贴6元，即把定购价格提高到28元。山西粮食定购价没提高，把“三挂钩”物资折价为每50公斤2.3元直接补给农民。
第三，在补贴方式上，改暗补为明补。在这次改革中，为了保证消费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各地区都增加了补贴，并由暗补改为明补。
第四，在资金负担上，实行企业财政分级负担。
从已经实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地区总的情况来看，改革措施基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承认。尽管有些地区的局部范围一度出现过抢购粮食的现象，但由于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的调控管理，粮食部门增加了粮食库存，平抑了市场，震动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局势基本保持平稳。在理顺粮食价格关系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财政补贴大幅度下降。基本上做到了让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加工者和国家都满意。当然，各地改革粮食购销体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完善。 （唐仁健 杨启荣）
什么暗补明补全是巧取豪夺，物价上涨，赖掉群众手里的存粮才是真实。至于社会各界是否承认，局势是否平稳？大家知道，第二年发生了五月风暴，口口对之以六月大口口。五月风暴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群众感到物价涨得难以承受了，而官倒、腐败、经济犯罪猖獗。消费者的利益是否得到保证，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历史的真相是无法长期掩盖的，包括经济数字，即使肆无忌殆地篡改，时间长了还是要露出真相来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他们公布的数字中得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经济大发展的结论。另一方面也要知道，这些数字是极不老实的。以粮食为例。据说1976年产量5726亿斤，实际上还要大。据我判断，1976年至少生产了5900亿斤粮食，很可能已经超过了6000亿斤。这样我国从1966年到1976年，十一年里，粮食平均年递增应该超过4%，即使按照5726亿斤计算，也有3.6%。这是极大的高速增长。现在即使根据他们大大夸大的数据，和大包干前的1979年比，不到2%，实际不到1%。这是极大的危机。对于1976年粮食产量，我们还可以汇总他们提供的各省市区的产量看出显然被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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