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茅于轼“我只是挑头讨论中国未来”
（茅于轼6月3日接受网易新闻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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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当今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去思考中国的未来向何处走的问题。同样，近日“反毛急先锋”茅于轼因撰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以下简称《还》）遭全国各地人民公诉团的公诉而在接受网易采访时说：“我只是挑头讨论中国未来”。那么，就中国未来走向茅于轼在思考什么呢？他说：“因为到底中国走向何处，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方向，还是人权民主法制是方向？看现在很模糊，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的。”如果茅先生只是“模糊”那还好办，把问题搞清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但很显然茅先生所“模糊”的是他内心所已选定的方向。茅先生在《还》一文中充满着污蔑、造谣、谩骂、中伤和诽谤的词汇，而今终于也尝到被骂的滋味而一反常态，懂得要“摆事实讲道理，你事实不摆出来讲什么道理？”在此，也跟茅先生来摆摆事实，讲讲道理，也算是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一下毛泽东思想，重温一下《论十大关系》。
茅先生之“模糊”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权民主法制”对立起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它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并不矛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实行的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它与“人权民主法制”只是几字之差，但其性质却是截然相反。茅先生的“人权”是“讲私心的”人权。在生产资料么有制的社会中，这个“私心”是谁的私心，无产阶级有真正的人权吗？显然，这个人权实际就是资本家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人权。茅先生的思想代表了一群人，尤其是那些反毛精英视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
茅先生首先需要解决这样个问题：“（政治改革）你要朝哪那个方向，是用毛泽东的理论来指导，还是用我们的人权和法制、民主的理论来指导？”可是，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对人权和民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的基础是源自剥削和被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此要告诉茅先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毛泽东的理论与“人权和法制、民主的理论”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作了明确的阐述，就是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过去所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处理（共产）党和非党的关系一直贯彻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实行政治上“团结－批评－团结”。这一系列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任何民主和自由都是有范围和条件，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是这样，“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茅先生也终于承认：“他（毛泽东）的思想在建国的时候有不少好的思想，我觉得有些做法、群众路线、尊重工人农民的地位，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但是后来事实上做得不是那么回事。他要解放的工农群众，但是最受罪的，最痛苦的就是他们这些人。”我清楚茅先生指的什么“不是那么回事”，但茅先生为什么不反省一下，对你《还》一文反应最激励的人，有许多恰是被你认为是“最受罪的、最痛苦的”工人？我真要告诉茅先生，这些人最受罪、最痛苦的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这正应验了先生一直在强调现在的社会没有文化的观点，“或者说没有道德吧。这里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市场是讲私心的，私心并不错，错在你侵犯别人的私心。现在市场中不好的事，是有权势的人用自己的权势去侵犯别人的私，这是最大的祸害。”
茅先生说：“中国（过去的）八十年就是走了一段弯路。”现在是中共建党九十年，还有十年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八十年”是网易的误导还是先生的有意，但还是要帮先生捋一捋。根据中共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大致可以这样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1921年~1949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1949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与“后毛泽东”时期1966年~1978年，改革开放的1978年~2000年，GDP血醒疯狂的近十年。但近十年来先生是如鱼得水、如日中天，如果说是走的“弯路”，那无疑是扇先生自己的耳光了，所以那一定是指前八十年，从1921年~2000年如同先生所说的都是“弯路”，那意味着什么呢？先生“你事实不摆出来（我怎么跟你）讲什么道理？”在先生看来，甚至连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都比不上其重要的事是：“三年灾荒是最需要改变的，饿死三千万人惨不忍睹。三千万人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死了多少人？一个和平时期死这么多人哪。”越来越多的人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文革，原来的那么污蔑已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但先生对“饿死三千万人”却仍咬死不改其口，却拿不出什么证据、说不出数据的出处。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规模空前惨烈的解放战争都没死这么多人，我以前也是这样质疑的。所为这样的数据，专家们的计算也有不少漏洞，还有用了外国人的统计，我就不去花那时间深究了，如今先生承认了，我也就给先生摆摆事实，用道理分析一组数据：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人口数量是逐年小幅上升的，到1961年，中国人口是6亿多。其中农村人口占80%，约5亿左右。因为先生咬定是“饿”死的，所以就得从“饿”字来说明。因为城市人口是定粮且保证供应的，想必茅先生也享受到粮油供应证的待遇，所以城市人口应该去掉。我不知道1961年中国有多少个地级城市，但目前得到的数据是294个，饿死三千万相当于123个唐山大地震死亡的人数，按当时的农村人口计算约是十六分之一。而中国过去的居住条件一般都是三世同堂，生有几个子女，按平均五人一户算，意味着每三户就要饿死一个人，加上正常的生老病死，中国大地岂不村村哭声连天，队队挽幛高悬，一派人间地狱的景象？既然是自然灾害，就意味着有人力不可为之事，茅先生所为的“最需要改变的”，是想改变什么？怎样改变？想必茅先生能耐大，当年四川地震您老没睡醒，今年各地旱涝灾害您得多帮忙啊！当然，茅先生做了的那点好事百姓是不会忘记的，如果你真心是为工农说话，就得对自己的《还》文深刻反省和谢罪，就应该帮着他们去清算剥削，因为这是阶级发展的必然。即使到了《论十大关系》所说的：“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的时候，但其前提必定是清算剥削，消灭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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