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担忧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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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天津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件事发后，有人向毛泽东为刘张二人说情，毛泽东严正地质问：“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把惩治腐败上升到了影响新中国存亡的高度，也道出了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兴亡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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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并且还有吸毒嫖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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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张子善贪腐问题败露后，正处在全国的“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各地都抓住了一些“老虎”，刘青山、张子善就属于“大老虎”。对涉及到党的高级干部的案件，毛泽东都要亲自听取汇报。毛泽东等领导专门听取了刘青山、张子善案情的汇报。当时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张子善成长的黄敬同志，在会议开始前，曾私下恳请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向毛主席转报他的请求：考虑刘张二人过去对革命有功，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听后，很严肃地说:“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后，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对领导干部为官清廉、严守党纪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　　

早在1932年5月, 毛泽东在对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案件的指示就说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在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毛泽东写到：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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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于我党惩治腐败的态度，历来旗帜鲜明。在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中，始终贯穿着“从严治党”的一条主线。在对待犯了严重贪腐罪行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决不姑息迁就，一律从严处置。在毛泽东的思想意识中，贪污腐化与党的存亡、国家的兴衰密不可分。　　

在当前的反腐倡廉的实践中，重温毛泽东“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的教诲，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