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细节决定成败，到2015年，要实现全市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同步实现倍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圈翼”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措施中的几个具体措施值得商榷。
-----开征新税种与增加中低阶层财产性收入相矛盾
大家知道，我国居民绝大多数是举全家几代人之力才购买一套住房，且还是按揭。现在要扩大房产税范围、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忌不减少公民财产性收入吗?况且开征新税种应该得到人大授权才能进行。
----最低工资占城镇职工平均收入30%比例偏低
重庆2010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2944元，而重庆最低工资870元基本相当。按照重庆的物价水平最低工资基本不能维持简单的生存，所以重庆政府花大力气为富士康等代工企业招工，政府还要适当补贴职工，招工都很困难。可见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每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30%进行调整是不科学的，应该按照GDP增幅与财政增幅平均值叠加上一年CPI进行递增。国有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应该控制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2倍以内，每年进行预算管控。
-----户籍改革细节与缩小城乡差距相悖
户籍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要废除附着在户籍上的国民待遇歧视政策，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迁徙自由，更有利于全国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据了解市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农民转户初衷是保证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及其赡养的老人能公平享受城市的市民待遇，但是区县及各部门变成了硬性指标，且基本上没有兑现为农民穿上所谓的“五件衣服”，而眼睛盯着的还是农民的土地。其中问题主要出在一个细节上，那就是要农民变相买城市户口，交钱才能享受城市市民待遇(城市市民同样交费项目除外)。本来户籍转户后，农民的所有财产应该自由支配，基层政府搞个什么过渡期欺骗农民。实质上是地方政府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过度扩张的结果。
------国有企业政策与缩小贫富差距相悖
国有企业应该在研发创新、社会责任感、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发挥表率作用。但是重庆国庆国有企业通过增强经济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特别是控制土地资源、金融等稀缺资源，与地方政府争利、与民争利、降低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实质上损害了区县服务民生的能力、损害了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反而加大了贫富悬殊。实际上，重庆的许多国有企业基本没有市场竞争力，况且替代政府获得了土地储备功能且过度负债，严重压缩了中小企业融资空间，绑架了政府与银行，成为提高弱势群体收入最大的财政瓶颈。
-----地票交易制度与缩小城乡差距相悖
地票交易实质就是农村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从某个角度讲，地票交易为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及农房上市交易开辟了一条新思路。但重庆的政策目标是绕开国家对土地的严控政策。重庆的做法是将用地指标拍卖后，给予了农民部分价款，其价值远远低于该土地指标的实际价值，并且剥夺了村集体、土地所在乡镇的发展权和议价权。乡镇牺牲发展权后，必将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农民自由交易，且可以确定交易对象，优先用于该村镇的发展用地范围。
由此可见，重庆的许多做法还是没有摆脱以GDP为中心的狭隘政策思维。我们应该更冷静、智慧、更有勇气思考导致三大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是体制，而不仅仅是几个工业项目简单的摆布。下定决心从制度层面突破杀出一条血路来。当前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面临制度层面的桎梏，而且面临地方债务危机的约束，因为我们坐失了改革的最佳机遇期--2007年。要想取得突破需要更多的智慧与决心。笔者认为重庆要实现共同富裕应该一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 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的错位既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的难以转变，由导致了社会治理的滞后，致使三大差距越演越烈。政府应该逐步从配置资源的职能退出，转为制定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建设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如农村的土地、房屋可以上市自由交易等。让民间资本在重庆获得广泛发展，激发重庆市场活力，赢得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先机。同时应该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借换届之机，精简机构、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按照中央编办和市编办批准的配备领导职数。为减少庞大的行政开支奠定基础。建立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责任追究制，增强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建设质量，使政府从不堪重负的年复一年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中脱身，专注于民生和社会治理。
建立基础设施投入审计约束制度。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支出如果不能从基础设施投入上脱身，绝对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换句话讲，就是必须建立基础设施投入评估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坚决避免重复建设。这里的重复建设指因规划调整，质量不合格、设计不合理或管护不当未达到设计使用寿命而进行的基础设施投入。美国使用的基础设施很多都是100年以前建设的，所以奥巴马讲科学合理超前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一、 理清缩小三大差距的政策思路
我们应该理性分析产生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其实与产生当前社会怨气异样，本质上是缺乏公平正义所致。首先是财税体制不合理导致国富民穷。应该大面积、大幅度结构减税，世界上只有我们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是加税。特别是公民财产性税收应该减免，加大对拥有社会财富80%的10%人群加税。减少竞争性强和科技含量高领域的税收标准。特别是导致区域差距的资源税和资源所有权的不公平，严重制约了欠发达地区发展。应该改革将资源所有权划归以乡镇为单位的区域，资源开采运输交易产生的税收应该全部划归所在区县。二是社会保障标准不一致。社会保障标准不统一是导致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主要体现在医疗和养老保险上标准不一，城市市民收入高，反而报销标准高，养老待遇高，这完全是逆向调节。重庆应该制定路线图，在十二五末城乡医保、养老待遇一个标准。职工标准应该通过单位购买商业保险作为补充。而不是现在的农村60岁公民80元/月，城市公民560元/月。三是公共服务标准不一致，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教育机会不均等，重庆完全有能力和责任取消公办中小学的择校费。四是机会不均等是导致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全社会充满了投机的气味，主要就是一些高收入行业进人的垄断、国有企业铁饭碗死灰复燃。同工不同酬是贫富悬殊的重要推手，阻碍社会进步。现在重庆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同工不同酬现象比比皆是，也是社会最大不公。五是农村产权歧视。我们国家长期将农村的土地、房屋产权模糊化，导致同物不同权。建立农村、城市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这里主要指建立农村宅基地、农房、承包地、林权地等的使用权在城乡自由流动的制度，建立农村征地市场评估制度，政府必须转变观念，建立拆迁一片富裕一片的土地补偿制度。同时建立农村特殊的金融制度，例如可规定重庆所有银行对农村的专项放贷必须达到一定额度，而不是繁杂的农村金融支持政策。
因此缩小三大差距应该从消除制度差异入手，建立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才是重庆模式获得民众认可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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