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个还是半个？

世人多谓，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共第二代领导的核心。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居功至伟。但是，有一部分人，对于邓小平当日的意见和主张，往往断章取义，试图用“半个”邓小平来引诱、误导中国人迈向前程。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此情此景，恰如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初，有人试图以“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主张，阻止人们学习掌握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阻止人们恢复实践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阻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当时，邓小平三番五次地强调，要用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不想时至今日，邓小平遇到了同样的身后事。对于坚持实事求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坚持独立自主、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邓小平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老练的政治家和务实的建设者，都有他自己完整的看法和主张。但可惜，今日有一部分人，往往不愿意正视这一铁的历史事实，而是更愿意断章取义，企图用“半个”邓小平的思想来为自己拉虎皮、作大旗、谋不轨。

（一）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要求对于前进中发现的问题和错误，要及时改正。但到今天，有些人偏偏反对反思已经进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愿意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利弊得失，寻找原因对策。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不是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而是用理论来束缚实践。明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他们偏认为不符合“普世价值”的要求。他们要求按照“普世价值”公式削足适履，推进他们主张的改革大业。

其实，在中共历史上，出现过三拨教条主义者。第一拨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洋教条主义者，后来在实践面前遭到惨败；第二拨是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土教条主义，也被实践证明此路不通；第三拨就是当下正走红的“普世价值”派。所谓普世价值，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也是各走各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落实过这套东西；而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中，盲目照搬“普世价值”那一套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取得了成功。

因此，中国的改革，绝不能被这套空谈束缚住头脑，而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其实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即从实践出发，分析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真解决问题，推动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说的不正是这样吗？正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可惜，怀揣洋教授、土博士证书、崭新闪亮的一代教条主义者，虽然常以“改革派”自居，但却似乎不懂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灵魂为何，不懂得一旦脱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也会与时俱退，解放思想也势必胡思乱想。人民大众需要警惕的是，改革不是问题，如何改革才是问题。倘若像普世价值派要求的那样推进改革，势必使中国的现代化步入陷阱。最好的结局大概也不过是“前门赶狼、后门进虎”。

（二）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旦陷入两极分化，就表明改革进入了邪路，不仅改革开放不可能继续顺利推进，连国家的稳定都会成为问题。他也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历史证明，私有制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果，必然造成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穷的积累，实现共同富裕无从谈起。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切实的经验证据。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人只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矢口不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对他们来说，邓小平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能够用来为当今的富豪权贵即既得利益集团来辩护，所以常常挂在嘴上；但共同富裕的观点，因为有益于人民大众、并妨碍了既得利益集团继续发财、继续残酷压榨打工一族，于是就闭口不提了。那么，是否闭口不谈共同富裕，也真能实现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呢？其实，消费和需求是一对解不开缘的冤家。当年福特开汽车公司，都知道给自己的工人加薪、以制造对汽车的消费需求，从而也保证了自己发财的空间。今日中国的某些理论家，明知中国工人的廉价已举世闻名，受剥削之深重、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之阻碍已显而易见，他们却毫不为之所动。这些事实，暴露出某些所谓的专家，在专业上是浅薄的、在道义上则是反人民利益的。

（三）邓小平在文革期间，曾受到打击。第三次复出之后，面对社会上否定毛泽东的逆流，邓小平并未把个人恩怨置于大是大非之上，表现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深邃视野和宽广胸怀。事实上，邓小平、陈云等人，都在当时反复强调，是毛泽东培养了他们这一代人。邓小平曾动情地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直到南巡讲话，邓小平还告诫全党，要按照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看得出来，邓小平、陈云等第二代领导人，事实上是自觉继承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些自称拥护改革开放事业的人，一面为邓小平高唱颂歌；另一面却不断诋毁毛泽东。这些人似乎完全丧失了历史感，他们似乎也完全不理解邓小平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了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伟大事业的忠诚接班人。一个甘当人民儿子的爱国者、一个实事求是的改革家、一个致力强国富民的建设者、一个誓言坚持独立自主、不当附庸的老战士，难道不正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吗？诚然，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做了前人未曾做过的伟大事业，但这恰恰是在总结毛泽东之成败得失基础上，作出的实事求是的选择。

（四）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的初衷，也是邓小平的奋斗目标。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深知这是一项艰难而又需要长期奋斗才能完成的任务。正因为此，邓小平在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一再强调走共同富裕之路。但在战术上，邓小平将其设计为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部分人先富，第二步是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不同的群众之间应当如此，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同样也应如此。邓小平甚至早已预见到，实现第二步的目标，矛盾更复杂、困难会更多。正视今天中国的种种乱象，人们不能不承认邓小平的目光极其敏锐。

可笑的是，今天先富阶层的一部分人、以及他们豢养的一部分帮闲文人，似乎把共同富裕当成了头号敌人。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他们时时唱着邓小平的颂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愿意唱的只有“先富”那一小段；至于“共富”那一大段，他们要么装作不记得，要么干脆就扔在脑后了。这种现象，暴露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短视和浅薄。马克思当年曾批判德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更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后遇到的许多困难，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资本主义不发展”之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正在变得日益紧迫。

据报道，美国超级富豪巴菲特近日给奥巴马写信，请求政府不要“过于娇纵”他那样的超级富豪——给他们加税。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其中一点（没有更多、只有这一点），巴菲特认识到了曾给他创造巨大利益的现行制度的无限风险，而拯救、维护这一制度，恰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所在。作为商人，将本求利是其本色，巴菲特确实显示了超出一般资本家的过人精明，与中国的暴发户及其辩护士比起来，更显出后者的鄙陋不堪。

未来的中国，不可能是10%的人们的天堂，同时又是90%的人们的地狱。如果真是这样，地狱的烈火势必会将天堂的富丽大厦，一起烧得干干净净！邓小平当年告诫，如果不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阶级矛盾、地区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抬头发展，说的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五）世人至今津津乐道当年邓小平与有“铁娘子”绰号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判。当时的撒切尔夫人，制服了国内工会的罢工、打赢了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正处于气势极盛之际。但对于收回香港，邓小平毫不退让、据理而战，最终签署了香港和平回归的协议。遥想邓公当年事，黑云压城岂寻常？值得赞颂的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邓小平发扬了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绝不当西方列强的附庸。作为对外开放的积极倡导者，他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的地位，从来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也从来不去与霸权国家搞交易、搞投机。实际上，利用外国的资本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来加速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才是邓公的深谋——前者是策略选择，后者才是不变的原则。

时过境迁，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保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已成为重大挑战。眼下，美国陈重兵于亚太、南海风云变化莫测、朝鲜半岛形势紧张、第三世界动辄遭到武力攻击，即如匹夫，也忧其国。可叹的是，有人处此纷纭之世，似乎丧失了必要的判断力，把西方列强的利益当成自己的利益，把跨国公司当成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实际上，即使不说战争的威胁，单说经济利益，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么，它就无法获得地租和矿产收益；如果失去了企业和银行，它就无法获得利润；这样的国家，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赚取工资，而沦为真正的奴隶民族！这难道是中国所需要的吗？这难道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的爱国者期待的吗？某些人所谓外国在华投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世界一体要共度经济危机难关之类的夸夸其谈，既误导百姓，又祸国殃民。距离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何止道里？

（六）邓小平当年自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说的最多。他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邓小平对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实质已经看透。列宁曾谓，民主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最合适、最方便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下，资本与大众媒体相结合，鼓噪舆论、伪造民意，就能使资本家的不同群体在政府中轮流做庄，使普通群众的呼声和利益彻底边缘化。虽然中国的制度并不完善，邓小平依然亲自推动了一次次的改革，希望不断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但是，对于改革不能走向资本主义、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却从来没有丧失警惕。

经过这些年的变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清，高喊民主的，未必真正关心人民的利益，他们可能更关心如何保护自己的钱袋。高喊自由的，其实也只关心自己为所欲为的自由、而不愿意保护普罗大众的自由。实际上，对每一个正直的人，现状都是令人痛苦的：一方面，官吏腐败横行、资本为富不仁，社会乱象丛生，人民利益常常受到侵犯；另一方面，所谓一人一票、竞选民主，对大众无异于请君入瓮、自投罗网，这样的改革、不要也罢。出路何在？历史提出了考验中国人智慧的重大课题，需要人们自觉地实事求是的探索新路——如何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七）邓小平当年得出结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并最终引导中国把经济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上，苏联诞生之初，为了应付国内外严峻的武装叛乱和军事干涉，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到1920年，这一政策遇到了极大困难，国内矛盾空前尖锐，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在此“大难临头”之际，列宁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解释说，“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苏联经济；而国家资本主义，在当时是高于俄国实际存在的经济水平的。因此，相对于落后的俄国，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但是，相对于此前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看上去又似是苏维埃政权从共产主义往后撤。列宁形象地告诉大家，这就好像在战斗中，既然经过最初的强攻、未能拿下敌人的阵地，聪明的军队就应该放弃强攻，转而采用迂回战术。“新经济政策”正是通过战术的改变，实现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发展苏联经济的目标。列宁告诫布尔什维克党，要保证撤退的有序进行、要保持撤退队伍的严格纪律，而不能使局面演变成一种溃败。

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与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存在类似之处。众所周知，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建立了门类基本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研制“两弹一星”成功为标志的重大科技进步、农业生产也在进步；但到上世纪70年代末，问题还很严重，人民生活水平受制于各方面因素，并未得到大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加速改善人民的生活，就成为邓小平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可以视作从之前体制的一次有序撤退。撤退不是放弃战斗、放弃胜利，恰恰相反，撤退是从实际出发作出的重新部署，是希望通过迂回进攻、去夺取最后胜利。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些谋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今天的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不懂得真理再越过一步，也会变成谬误的道理。他们视市场为万能，借口讲究效率而抵制实现公平，反对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虚构“国进民退”并不断加以攻击、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必要管制，甚至把所有的现实缺陷和问题、都不动脑筋地装进“改革不彻底”这个筐里。其实，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一个人只要睁眼看世界，就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把它搅和成一个经院式的问题，永远也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在这些人的口中，似乎只有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邓小平，而没有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邓小平，而恰恰后者，才是真实的、完整的邓小平。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在不断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这其中，有挫折、有弯路、有失误，但成绩不容抹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得益于新中国前30年的基础：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素质较高的劳动者、统一的国内市场、变革中的日趋有利的国际环境等等。这一改革开放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次有组织、有纪律的“撤退”——诚如电视剧《潜伏》里的那句台词：“有一种撤退叫胜利。”经过这次撤退，中国经济保持了连续30余年的高速增长、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新的问题也出来了，诸如贫富分化，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突出等等，都要求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应当实践完整的邓小平理论，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的宣言了。

反之，如果固执地刻舟求剑，听任贫富分化加剧而无所作为，极易使撤退中的队伍失去纪律，陷入一场不可收拾的大溃败。果如此，社会各个阶层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复兴的伟大事业也极有可能半途而废。对于豪迈卓越的毛泽东、果敢坚毅的邓小平这些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如果在天有灵，也必将长叹惜曰：“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作者：大民工，博客http://blog.sina.com.cn/f662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