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不难看出此“六廉”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用今天的话说是那个时代以及封建社会的“干部标准”。我们今天任用干部,提拔干部,考察干部,概括地说多用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即品德,能力,勤免,绩效。不能说这四个方面不对。它把廉放在品德里了。尽管这样,其实这四个方面只是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品德。而品德重点要求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勤绩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要害是“绩”。这和“六廉”相比就逊色多了。把“和党中央高度保持一致”放在德之首欠妥,毛泽东就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能勤绩不好操作。中国偌大,人才济济,干部多多,你说谁能“能”多少“?谁能“勤”多少?所以机遇和领导的偿识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样以来向领导那儿跑的勤的,善于恭维的,察言观色的,投其所好的往往能得到提抜和重用。要不领导秘书几乎都被重用了,就是这个道理,中央一再下派干部,准备去接班还是这个道理。尤其以“绩”任用干部带来的负面效用更多。虚报战果,数字升官,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强迫命令,与民争利,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不乐为“边”,官腔官调,唯书唯上,唯几底辟论等,不能说不与“绩效”考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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