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其实很好管理
袁子林
由于受儒家思想和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都信奉中庸之道，逆来顺受，知足常乐。历史上那些揭竿而起的“反民”，都是因为天灾人祸，实在无法生存下去，才落草为寇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文革”中，据说有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我们的人民依然狂热地爱着自己的领袖，爱着自己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
我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这些年，为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全国生态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对街道实施亮化美化工程。那些临街的摊点被一扫而光，而这些摊点往往是一个贫困家庭的生活支点。他们因为租不起昂贵的店面，只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了。还有那些养家糊口的摩的，在禁令之下大多停业，有的只好在交警下班后出来，打打擦边球。据说，在台北这样的现代化城市，还允许摩的存在。
当下，物价水平持续走高，据说基尼系数已突破0.5，早已越过了国际警戒线。即使这样，老百姓也只会发几句牢骚，说点物价像头发一样长得快，收入像眉毛一样长得慢之类的话。青菜太贵，我就不吃青菜，吃点便宜的蔬菜；猪肉太贵，我就少吃猪肉；米太贵，我就一天吃两顿稀饭。他们淡然自若，与世无争。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众因为政府削减了福利开支，多次举行游行示威或罢工。我们现在的通胀其实是在换种方式减少收入，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因此而下降了。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数千万国企职工在几年内纷纷下岗，由原来的“主人翁”变成现在的“零用工”。而他们的厂长书记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和经理，有的一夜暴富，迅速成为财富新贵。是这些下岗职工承担着国企改制的成本和阵痛，但他们在擦掉眼泪后，卷起铺盖，另谋出路了。
都说中国农民素质太低，大字不识一箩筐。村民选举时，很多村民都被代表了，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他们面对的是当地的强势，甚至是黑恶势力，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他们只希望村干部做事能够公平些，至于人家拿多少贪多少，就不想去管了。因为管了也是白管。不如有空搓搓麻将，喝喝小酒。
在很多地方，一次运动会，一场演唱会，甚至一个有领导参加的剪彩，都会动用警力清场，将民众阻隔在几里地之外，好像他们就是一群捣蛋鬼似的。前不久，深圳市为了迎接大运会的召开，将市区八万多“高危人群”赶出去，据说判断这些人为“高危人群”的主要标准，一是无固定职业，二是有前科。其实，这样的做法就好像揭人家的伤疤，也不利于他们树立开创新生活的信心。
有人会问，现实生活中那些拆迁钉子户，越级上访户，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暴力案件的制造者，难道不是群众。其实，恐怖事件和恶性暴力案件另当别论，其余事件大部分是由群众维护自身权益而引发。就说抚州连环爆炸案的嫌犯钱明奇，家庭条件不错，为什么非要走上这条绝路呢？他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讨个说法，十几年没有结果。不仅如此，还遭到当地官员的挖苦与讽刺：“你不是说要炸政府吗，几年了，为什么还不见你动手啊。”这句血淋淋的充满挑衅的话，说明有些官员对群众是多么的冷漠。
前不久读到一个故事，讲述一家三口艰难而充满希望的生活，母亲长年卧病在床，父亲在工地上做苦力，女儿在读小学。一家人住在工棚里，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生活。每天，女儿背起书包去上学，天真而无忧无虑。放学后，欢快地回到家里，就像从门缝里射进来的一缕缕阳光，温暖着这个简陋的家……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我想，我们的政府和官员还有理由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吗？
作者，袁子林，笔名袁河，高级职称，发表政论文，评论和文艺作品二百余篇，多次获奖。华人作协会员，中国发明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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