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谈人的问题，少谈政体改革

致温总理：多谈人的问题，少谈政体改革　　

作者：杨明华　　

我是刚刚看到温总理最近关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才想到写此文的。　9月14日　，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在大连举行，温总理在与代表进行对话与交流期间，再次着重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表示，要坚持依法治国。他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权利过分集中的问题和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还谈到了司法公正、惩治腐败、保障人民选举权等改革措施。　　

说句心里话，温总理的关于政经体制改革的话题所谈到的司法公正、惩治腐败、保障人民选举权等等具体问题，正是人民群众最为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政治家不是小说家，不需要华丽的说辞，人民需要的是行动。关于政经体制改革的话题，已经谈了很多年了，可是，百姓始终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群体，百姓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压力减轻了，各类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官员照贪，妓院照开，妓女照卖，假产品照做，假广告照播（甚至在主流媒体），骗子照骗，乡匪照狠，恶霸照恶，等等等等。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社会问题，真的就与文字上的健全政经体制有关吗？如果有关，这么多年的实践为什么不见一丝成效？这样的实践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尤其想问的是，毛泽东时代，在全国刚刚解放，国际国内环境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恶劣，可我们的人民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保持了高度的团结一致，我们的政府保持了历史上鲜有的清廉与爱民形象，我们的安全感也是历史上少有的，人们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形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治安状况。可那时候的各种法律法规并不健全，甚至有很多空白。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告诉温总理的是，这是因为，那时候的官员在毛泽东崇高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他们占领了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他们一心为民，没有私心，他们能够以身作则，才会有这样的天下大治的局面。　　

少谈不等于不谈，我们的制度的确应该健全，但现在已经谈得够多，更需要实践。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加强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和责任意识，不客气地说，首先要看中央领导是不是以身作则，才能带动自上而下的效法。否则，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的制度越来越健全，可是，社会问题却越来越多。因为，再好的制度，没有人去执行，一纸空文放在书架上，这有什么意义吗？这不是写小说，只供人民欣赏就够了。这是政治，人民需要看到实际行动。毛泽东时代与当今时代的区别在于人的因素，而不是制度的因素。领导是去想办法改变现状，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尸位素餐，这才是问题之关键。　　

为此，我给温总理以及所有中央常委提出如下看法，希望中央高层能够效法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当然，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温总理曾经给我和所有人留下深刻的亲民形象，我实在不忍心给温总理制造负面词。可是，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公民，我认为我有义务给温总理以及所有中央常委提个醒——我们现在的一切社会问题，来源于不能正确地看待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知道了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评价问题，主要是指历次政治运动。关于这个问题，必然要牵涉到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的是与非的问题，这其实没有什么的，实事求是嘛。如果中共中央不敢正视这样的问题，那就只能让社会问题继续存在，最终走向亡党亡国。正确地评价历史，不仅仅可体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更是检验一代领导人是否实事求是，是否真心为民的试金石。为此，我们得对毛邓时代的大是大非问题分析个明白。　　

邓小平执政后期，不管如何淡谈毛泽东，可是，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不减反增，这里面所折射出的哲学、民意问题，中央不能不予重视——这是通过比较得出的结果。民心之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生存的决定性因素。

我认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对的，这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如果不是林彪事件，毛主席看到文革时期的极左现象以后，就有叫停文革的打算，毛主席通过杨成武授意周恩来镇压极左分子就是证明，毛泽东是反对极左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8到10年来一次（大致是这样），就说明，毛泽东不是一心要斗谁，而是要通过斗争促经济、促生产，更重要的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不可能不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只是由于林彪事件给他带来的巨大打击，才让他感觉到党内斗争还没有结束，文革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十年文革，人们已经厌倦了政治口号，这是事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在世，他也会这么做的。但是，邓小平以及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忘记了“物极必反”这样一个基本的哲理，做得太过了。只顾拉车不看路，结果呢，社会问题愈来愈严重。如果邓小平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深邃，就不会导致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邓小平等许多在文革时期被整的老革命，显然是对自己曾经的遭遇刻骨铭心，不忍心再次制造“悲剧”，可他面对89动乱不惜使用武力镇压，也没有想起效法毛泽东的文革。必须承认，武力镇压在短时间捍卫了共产党的地位，这也功不可没；可是，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的存在，却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在动摇共产党继续执政的根基。如果邓小平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周期文革论”（8到10年来一次），在86年左右再进行一次文革，也不至于出现89动乱，更不至于闹到现在这样的严重的社会对立的局面。　　

我很清楚，曾经在上世纪那次文革中被整的那部分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见到文革这样的字眼就会毛骨悚然，这本在情理之内。但是，是不是那次文革所整的对象全部弄错了？我看不是。我们要找到文革时期之所以会出现很多极端现象的原因，而不能盲目地全面排斥那样一次史无前例的民主大尝试。我们更不能带着个人情感来评价那场运动，我们应该欢迎再来一次建立在法制、理性、可控基础上的，新的文化大革命，尽最大可能避免人们利用文革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因为害怕被人陷害而排斥这样的群众运动，这叫因噎废食，只能让贪官污吏继续存在。我知道，贪官污吏是不会欢迎再来这样一次群众运动的，但是，平民百姓也跟着瞎嚷嚷，说不该搞群众运动，那就是对贪官污吏的袒护，你就没有理由责怪当今社会乱象。　　

我反对左右派之间的互相指责，要么贬邓反毛，要么贬毛反邓，这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做法。我历来认为，毛邓只是治国理念存在差异。毛泽东喜欢抓阶级斗争，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真理，人是需要约束的动物之一。没有强力的约束，意志不坚定的人群随时都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忌讳谈阶级斗争，主要是认识上没有达到毛泽东那样的高度，我反对牵涉到人格层面。邓小平淡谈毛泽东的过程，主要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制造舆论条件，这也是必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邓小平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个人威望，他需要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毛泽东还健在，就不需要多此一举了。也因此我理解。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过了，过到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了，那不是共产党在自我否定吗？　　

现在的执政者，可以说是继承了邓小平的“遗志”，因此，在个人情感上不愿意涉及邓小平的“过”的问题，这是不对的。政治家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才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模糊、矛盾的政治政策格局里挣扎，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当今社会乱象谁之过？难道不是执政者之过？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忽视了看似小事的大事。我这里打个简单的比方，据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等任何地方开会的时候，有时忘了带茶叶，在使用公家茶叶的时候，每次都会自掏腰包付钱，许多类似于这些的，看似不必要的举止，可是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哪，那时候的人们公私分明，谁敢有半步越轨？听说92年宜昌举办某节日之后，我们当时的一位级别很高的政府领导人在临走之前，当地政府送去脐橙要其品尝，该领导人连称好吃，当地政府就赶紧送了几百斤脐橙放在飞机上。当然，在现在看来这依然不算什么，可类似于这样的口子一开，下面的官员就会群起效法。最终愈演愈烈，尺度越放越宽，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腐败。谁敢说邓小平执政以后的社会腐败，不是由于忽视了这样的“小事”而引起的？　　

当然，毛泽东时代也有社会腐败，正是因为有了社会腐败，才会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同样面对社会腐败，采取的方式不同，其效果也会不同，甚至有质的不同。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因为毛泽东懂得什么叫防微杜渐，什么叫千里江堤毁于蚁穴，他是一位伟大而深邃的哲人，他能够从现象看到本质，从小事联想到大事。毛泽东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令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家显得渺小，包括邓小平。如果没有毛泽东，共产党能够坚持执政多长时间，真的很难说。　　

前段时间，俞正声书记演讲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无可厚非”，主要是担心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又说，现在的很多问题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这其实也折射出中央高层都有同样的认识。那么试问，什么是合理的方式？不治而任其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吗？等待而任其亡党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吗？小孩都知道，这是说不通的。说不通的道理却不停地重复，这对于一个平民百姓而言，我们可以说他无知，可对于中央领导，我们又该如何形容呢？你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质疑呢？毛泽东发动文革，至少换来了一个历史上鲜有的廉洁政府，人民的精神面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毛泽东时代那样的高昂，绝大多数底层人民有了几千年来扬眉吐气的感觉。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大量引进外国的管理与技术，这无疑是正确的，可以避免我们走弯路。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做得太过了。很多人只顾读西洋书，却忘了自己的国情盲目地崇外，不敢说是不是包括了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记得当初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中央是如何号召百姓批判“四人帮”崇洋媚外的，结果呢？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比起“四人帮”要远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内心里排斥毛主席的观点，领悟不到毛主席的深邃。我在这里给温总理以及所有中央领导提个醒，最好还是多看看毛主席的书，聆听毛主席的教诲，才会领略出什么叫让人民满意的治国之道。　　

以上就是我对改革开放前后毛邓治国理念的分析。我认为，谁也不能对一个时代进行全盘否定，包括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我们都应该总结其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可我所知道的是，迄今为止，中央对文革以决议的形式进行了否定，却把值得借鉴的一面也抹杀了；而对于改革开放所出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却噤若寒蝉，不敢正面评价，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富于智慧，又最诚实的政治家，他提出造反有理，是因为他自己一身清白，因此他不担心百姓造他个人的反，而是允许百姓造官僚贵族的反，造阶级敌人的反；他允许百姓占领任何政治舞台，来监督党和干部，说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执政透明度最高的时期，这绝对不是夸张。那时候的斗私批修，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参加基层劳动等等举措，都是值得今天借鉴的。现在呢？当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现在的许多做法在效法毛泽东时代，遗憾地是，由于现在的社会问题已经病入膏肓，这些举措看上去更像在作秀，看不出有什么实际意义。

以上是一个普通公民的肺腑之言，是对是错，相信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2011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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