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提到“辛亥革命”，就免不了让人想起“投机革命”这个词。按照《辛亥广西百年祭》作者的说法，就是：“革命者怀着追求真理的理想，为民主、自由而战，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并不是所有参与这一伟大进程的人都有着同样伟大的情怀。一些寻常民众，也许只是为了有口饭吃，为了活命，才懵懂地拿起了枪。而有另外一种奸雄，则是看到了成功在望的大好前程，把革命当成了一支“潜力股”，他们的“投资”是为了更大的回报。”
《南国早报》“辛亥革命连载”就介绍了辛亥革命期间的一位《投机革命的枭雄》：“如此一名枭雄，革命党当然要极力争取。王冠三派莫显成等去四十八弄游说沈鸿英，在一番苦劝下，沈鸿英决心受同盟会“招安”，还积极地向匪众说：“不要做土匪了，土匪做得一辈子吗？现在有机会替国家出力了，我劝大家都来参加革命。”
但是，沈鸿英对同盟会有疑虑，只带了40多人枪出来，留副头目李天民率100余人守住大本营。直到同盟会柳州支部率领民军夺得柳州政权、宣布柳州独立后，沈鸿英才通知李天民、韩彩凤、何才杰、沈荣光率领大部队出山，也因此封官获赏。”
作者评论道：“由此看来，沈鸿英其实是“被革命”，并非真有革命觉悟，与其说他是想“替国家出力”，不如说是为自己打算。俗话说“乱世造英难”，说不定参加革命党还能捞得一点好处，甚至能当官发财，生活更安稳呢。”
那么，沈鸿英这样的“投机革命”行为，是否值得支持呢？
能够具有革命觉悟，真心诚意为了劳苦大众而参加革命，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为自己打算”“看到了成功在望的大好前程，把革命当成了一支“潜力股””而“投机革命”的行为，也是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的。
鲁迅先生就曾在一篇杂文里就说过：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脱身革命军的人只是在“对现实不满、希望改变现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至于投身革命的初衷和目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真正具有革命觉悟的是很少的。其余的人，有的是为升官发财个人前途，有的是为了某个爱人，还有的人就是年轻气盛喜欢冒险，甚至有的是已经存了寻死的念头只是想寻求一个轰轰烈烈的死法。所有这些并无革命觉悟的人，都可以算是“投机革命”。但是，只要这些人还在革命军里战斗，还在向敌人发射子弹，那么对于敌人而言就是具有相同效果的，绝对不会出现敌人只有被具备革命觉悟的人发出的子弹击中才会受伤和毙命。随着革命斗争的白热化，投机革命的人们，要么经受住考验而转变为真正具有革命觉悟的革命者，要么就会离开革命甚至叛变革命。这样，在反革命武装的“帮助”下，革命队伍自然而然就会变得越来越“纯粹”起来。
因此，“投机革命”是值得支持鼓励的，革命的过程自会清理到投机分子。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很多人把“投机”与“骑墙”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是有着重要区别的。这个重要区别就是：投机者是在胜负未分的时候决定“下注”的（哪怕他两边下注），而骑墙者一定是在胜负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才会“下注”。
例如，在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共军的实力是弱于国军。此时，某个人或者某个家族认为共军最终会获胜而选择参加共军就属于“投机”。或者，某个家族分别派出两支人马参加共军和国军，这也属于“投机”。如果此时采取“两不相帮”的态度，等到国军迅速“转进”、胜负已经相当明显的时候，再来参加共军，那就是属于“骑墙”。
很显然，投机者对于革命成功是有着贡献的，尽管他可能两边下注，而骑墙者对于革命成功其实是并无贡献的。因此，投机应该鼓励，而骑墙是应该反对的。
当然，有人会问：革命即将胜利之时，一定会有大量骑墙派参加，这样，革命胜利之后，革命队伍里就会大量存在投机者和骑墙派，这该如何办呢？这个问题，要说难回答，那也难回答；要说容易，也是容易的。孙中山的回答是：唤起民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动群众，每隔七、八年，来一次“灵魂深处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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