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锐“非毛反毛”(53)
李锐在香港抛出的《李锐新政 何时宪政大开张》(以下简称《新政》)所鼓吹的历史观，宣扬社会历史是所谓“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胜负较量”的历史，否定物质的动因乃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抹杀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又打出改良主义的旗幡，用改良取代革命。我在《评李锐“非毛反毛”(51)、(52)中分别作过评批。本文进一步揭批李锐的历史观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的唯心史观谬论。
李锐早在《黎澍十年祭》中，就赞扬黎澍“是严肃的也是勇敢的学者”。“严肃”、“勇敢”在哪里？在于他敢于的挑战和推翻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基本原理。他说：黎澍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中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似乎无可置疑的命题，提出空前的质疑；无论从古代到现代，从历史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他都认为这两个命题不恰当，很难说得通，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直言》第388页)
那么，历史究竟是“由谁创造的”？李锐在《新政》中抛出了他的观点。他是这么说的：“物质财富即所谓价值，是如何创造、由谁创造的？是不是唯一的‘工人阶级创造一切’？还是包括其他方面？应当承认物质财富是由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包括智力)和资源共同创造。劳动主要是工人阶级包括农民。资本包括固定资本、流动基金(资金积累和流动还有赖银行、保险、证券、股份等行业)，无形资本即智力资本，其中主要是科学发明和经营管理(20世纪的进步，计算机、电子技术等起了决定作用)。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事，同工人无关。谁能代表科学技术创新、增加财富？是爱迪生、法拉第、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人。”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历史作用是绝对不同的，“我在文章中写过，对历史进步所起的作用如以人体及比喻，则知识分子为头脑，工农为手脚。”(《开张》第23-24页)
李锐在这里提出所谓“共同创造论”，来对抗唯物史观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究竟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这是哲学史和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只有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发现，才第一次科学地揭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李锐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不能不予以揭露、批驳。
一、 重滔唯心史观的巢穴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理论领域长期占居统治地位。它们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出发，逻辑的发展，自然是把这种“社会意识”主体的少数英雄人物、帝王将相说成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民群众则被看成“消极的”、“被动的”、“惰性物质”，不过是供少数英雄人物使用的“材料。”比如，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都反复宣扬“有命在天”，皇帝乃“真命天子。他们把对人民群众的统治叫做”牧民”，在他们眼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民群众不过是一群任其摆布的牛羊。而帝王、圣人则是历史的创造者。“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没有孔丘，中国至今日月无光，漆黑一团。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被抹杀得干干净净。古希腊奴隶主思想家鼓吹“神造世界”，说什么社会上不同的人是神用不同的材料创造出来的：奴隶主贵族是神用金子做的，故“具有统治能力而适于统治人”；武士是神用银子做的，就可以“成为统治者的辅助者”；农夫和手艺人则是神用破铜烂铁做的，只能接受统治；至于奴隶那就根本算不上人，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近代资产阶级的学者也都宣扬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就说：“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只是无定型的东西。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米海诺夫斯污蔑人民群众是“消极的群氓”，是一大堆无价值的“0”，说什么只有在他们的前面加上一个“实数”，即英雄，才有意义。至于德国法西斯哲学家采尼更是咒骂群众“只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
马克思痛斥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只是为少数剥削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目的在于教训人民“必须向天生的貴人和贤人屈膝”，世界“应该由貴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恩全集》第7卷，第307页)
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污蔑群众“精神空虚”，“毫无生气”，是“历史发展的障碍”，“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等谬论时，深刻提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工人才创造一切。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马恩全集》第2卷，第104、22页)这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出发，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结论。
所以，列宁指出：旧的社会历史观有两个根本的缺陷：一是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二是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李锐说什么经过几十年的观察、反思、总结，终于看清了马克思主义，包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等等基本原理，都“有问题，不科学。”他既然断定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民主同专制、法治同人治、科学同愚昧胜负较量”的历史，否定物质的原因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因的动因”，那么，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就是逻辑使然。这样，李锐也就历史唯心的巢穴!
二、 毛泽东把几千年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是否客观真理。李锐拼老命也否定不了。
毛泽东始终坚信和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他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振聋发聩地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而长期以来，历史唯心主义却把少数英雄人物、帝王将相说成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种历史的颠倒“必须再颠倒过来。”这就是他在1944年1月9日《致杨绍萱、齐燕铭的信》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
毛泽东坚持把几千年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有其深邃的理性认知，不是人云亦云，随风摇摆，朝三暮四。
其一是，从唯物史观的物质生产是“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的基本观点出发，认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发现，第一次揭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恩选集》第4卷，第477页)生产力则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因素。毛泽东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这种基本观点，认知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1948年2月15日，他在《中国的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中说：：“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文集》第5卷，第55页）劳动人民则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劳动创造世界。他在1947年12月27日《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中说：“历史本来就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毛泽东论文集》第4卷，第235页)
总之，承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承认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就得承认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
其二是。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出发，认知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663-664页) 而此种“反映”的基础，则是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毛选》第1卷，第282页）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无庸置疑，在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在哲学、科学和文艺的领域里，杰出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对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们的创造发生的精神活动是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又何来精神财富的创造？
最后是，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革命的历史作用，认知人民群众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决定力量
人类历史的变革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在阶级社会中，则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及社会革命。正是进步的阶级反对没落阶级的社会革命，打击了反动阶级，推翻了腐朽的社会制度，改变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才实现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使社会发进到新的阶段。“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人民群众历来就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在社会革命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是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139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总上可知，毛泽东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革命的历史作用，深刻认知了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少数英雄创造的。这是历史的真实。
这种客观真理李锐否定得了吗？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毛泽东将几千年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着力于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化成了党的宗旨、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言与行的完全一致。这就是毛泽东的理论品格和伟大风范。
这种“再颠倒过来”的伟大工程，有四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在实质上，就旗帜鲜明地“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他1935年12月27日《论反对日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去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封建制度，这些事情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和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不顾民族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代表全民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159页)他还提出：“‘人生一世，草本一春’，为了什么呢?人生一世就是专门为了工农兵。”(《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14页)毛泽东自己一世就是“专为工农兵”的光辉典范!
这是共产党的阶级性决定了的。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所谓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农民阶级“无论在革命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23页)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农民在全国的人口总数中，占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所以，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应当“首先代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此前提下，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一致性，共产党当然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但如果不承认共产党“首先代表工农大众”，去掉了这个前提，笼统地只说什么“代表人民”，那是违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伟大所在，就是“人生一世，专为工农”大众。他为中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民主自由，共同富裕贡献毕生心血。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真正地把几千年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受剥削，不受歧视，不受压迫，扬眉吐气，从前的奴隶，真正成了社会的主人。
二是、毛泽东将几千年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根本地贯彻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方面，全力维护共和国的无产阶级性质，让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一个传家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502页)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江山”，无论从是人民代表的产生、政府的组成，乃至国家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的制定，都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性质，都代表和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毛泽东最恨什么人？最恨的是那些欺压工农群众的官僚主义者。他从上世纪60年代领导全党反修防修，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和平演变”，直到到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防止党变质，国变色，为了不使人民的政权变成压迫人民在工具。
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广大工人、农民都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神州大地，到处受到应有的尊重；各级干部深入群众，同群众“三同”，参加劳动，真心实意向群众学习，开创了几千年独一无二的景观；群众受到委曲、欺压，各级组织欢迎上访上告，“四大”写入宪法。
然而，好景不常，我国的工农大众的现状如何？只要看一看連主流媒体都不得不坦承他们已经沦为“弱势群体”，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原因就在于，这个工农大众“护身的法宝，传家的法宝”已经起了变化，有的已不再“护”工农之“身”了。北京职员郭成林不就是反对转基因为害中国人民的健康，在网上发表《金龙鱼，一条祸国殃民的鱼》，结果被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区分局拘捕，居然一审、再审判郭成林有罪。这难道不是突出表明南山区局这个原本无产阶级专政如今在“专”无产阶级的政，代表国际跨国公司在“专”人民群众的政吗？
三是，毛泽东真正地将几千年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人民群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化为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在1943年3月就说：共产党“绝无任何私利可言。”“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是团结全国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59页)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建国后，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干部一定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7年3月，他在《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中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痛斥干部队伍中滋长“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这么一种思想是“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285页)
在毛泽东时代，全党干部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上上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因而能推翻“三座大山”，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否则，中国人民至今只会还在黑暗中苦斗。
中国现今问题积重难返，乱象丛生，愈演愈烈，人民深恶痛绝，怨声载道。深究其因，固然多多，但归根到底，则是忘记、违背、废弃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致。公务员变成“私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成一心一意图“自己升官发财”，捞钱到了不顾一切的疯狂程度，什么道德底线、纪律法律、机制制度，能不形同虚设？如果不着力恢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走不出建国以来罕见的困境。
最后是，毛泽东真正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落实到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毛泽东总是教导全党干部必须懂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幼稚得可笑，只有深入群众，尊重群众，拜群众为师，才能了解客观真实，达于主观与客观一致，做到实事求是。
在这里，毛泽东把群众创造历史的的原理引入认识论，确立了认识论的群众路线，使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党的群众路线党思想路线统一起来，熔铸一体，真乃入木三分。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告诫全党领导干部，忘记和不走群众路线，到头来总有一天会要唱“霸王别姬”。
总上可知，毛泽东始终坚信和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都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真正地把几千年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翻天辟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
这是前无古人的真正的伟大创新!
三、驳李锐的所谓“共同创造”论
李锐彻底否定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抛出了所谓历史“共同创造论”。他说：“物质财富即所谓价值，是如何创造、由谁创造的？是不是唯一的‘工人阶级创造一切’？还是包括其他方面？应当承认物质财富是由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包括智力)和资源共同创造。劳动主要是工人阶级包括农民。资本包括固定资本、流动基金(资金积累和流动还有赖银行、保险、证券、股份等行业)，无形资本即智力资本，其中主要是科学发明和经营管理(20世纪的进步，计算机、电子技术等起了决定作用)。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事，同工人无关。说过科学技术创新、增加财富是爱迪生、法拉第、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人。”他反复说什么：“我在文章中写过对历史进步所起的作用如以人体及比喻，则知识分子为头脑，工农为手脚。”(《宪政》第23-24页) 这里讲“是如何创造、由谁创造的”？尽管说的是财富，实际是指“历史”。
李锐的这种“共同创造论”，提出历史的发展不是“工人创造一切”，而是三个要素，即“劳动、资本和资源共同创造。”这种“理论”貌似“全面”，实则大谬不然。
在这里，李锐断言科学文化的发展“都是知识分子的事，同工人无关”。这就把人民群众在科学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否定得干干净净。这是完全无视客观事实的主观臆断!一则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知识分子进行精神文化活动的前提。否则，便没有精神生产。毛泽东说：“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横排本，第39页）怎能说科学创造同劳动人民“无关”？二则是，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是一切精神财富的源泉。历史上许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思想家创造的伟大作品，大抵都是依据劳动人民创造的素材而形成的。我国古代著名科学作品《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是贾思勰、李时珍、徐光启总结群众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撰写成的。这类知识分子也是人民群众的杰出者。我国优秀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等，是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在民间口头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提炼成的。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的积累，那么，知识分子的科学和文化的提升、创造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则是，历史上许多重大科学发明尽管是源于科学实验，但任何重大的科学实验，也不可能“都是知识分子的事，同工人无关”。1942年美国开展研制原子弹的“哈曼顿工程”，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袁隆平水稻杂交实验成功，乃至最近我国“天宫一号”遨游太空，等等，哪一项“都是知识分子的事，同工人无关？”最后，还要看到，在科学文化发展史上，许多重大科学发明、艺术创作，就是直接出自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之手。这些工人农民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又是科学文化的创造者。比如，我国的敦煌壁画，龙门石刻，西安兵马俑，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苏州园林，等等，这些辉煌的科学文化难道不是劳动人民聪明智慧、辛勤劳动的结晶？在国内外科学发展发展的历史上，劳动人民中间就曾出过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比如，我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是一个平民，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是个工人，美国发现电的作用的富兰克林和发明电影、电灯、留声机的爱迪生都是普通工人，俄国无产阶级伟大文豪高尔基也是一个劳动者，“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愽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4页)德国工人狄慈根还是一个哲学家。李锐自称懂得科学，怎么能如此无视客观事实，不顾科学发展史的常识？怎能胡说科学发明“都是知识分子的事，同工人无关”呢？
更有甚者，李锐还提出了用心险恶的“头脑手脚论”。在他的所谓“共同创造”的三个要素中，尽管“劳动”是一个要素，并且承认“劳动主要是工人阶级包括农民”，但是，这丝毫也不是把工人农民看成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李锐看来，历史的真正动力决不是工人农民，而是作为“资本、资源”代表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在他的“头脑手脚论”公然胡说，在历史进步所起作用中，“知识分子是头脑，工人农民是手脚”。谁不知道，“人体”中手脚的动作，比如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全靠“头脑”的指令，叫动就动，喊停就停，动又如何动，停又停哪里，手脚一概被动，没有半点能动。这样一来，工人农民就成了无思无想、无知无识的机械，成了“机器人”；工人农民“手脚”的劳动，全扙知识分子这个历史“头脑”设定的程序、发出的指令。这是对劳动人民的莫大污蔑!因之，李锐所谓历史“是怎样创造，由谁创造”？所谓“三个要素”共同创造，工人农民只是无“头脑”的“手脚”，劳动全扙知识分子“头脑”的指挥，只是参与历史活动而已。至于，“资源”自身不能创造或增值财富。因之，“三个要素”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个要素”。
所以，李锐的结论就是：历史“是怎样创造的”？是在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头脑”的指令和指挥下，工人农民按照他们预定的程序起先进行“劳动”，创造世界。历史“由谁创造的”？是由知识分子及其依附着的资产阶级单独创造。如此“高论”，真不笑掉中国人的大牙!
最后，还应当指出，李锐所谓“三个要素”共同创造论，决不是什么“创新理论”，而是18世纪法国“萨伊定律”的再版。法国庸俗经济学萨伊早就提出过自己的价值论，即“生产三要素论”。这种所谓“萨伊定律”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要素“协同创造”的。他把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要素，不仅看作创造使用价值的要素，而且看作创造商品价值的要素。这三个要素在创造效用的过程中，各自提供了“生产性服务”，分别创造并获得了相应的收入，作为自身消耗的补偿，就是工资、利息和地租。这就否定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亚当“劳动是价值的真实源泉和尺度”的科学论断，把资本家获取利息、利润，地主剥削地租说成是天经地义的，完全掩盖了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对工人的剥削和社会各阶级的对立。正如马克思报深刻揭露的，这个“公式”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马恩全集》第25卷，第939页)
总上可知，李锐以一次提出历史是“怎样创造、则谁创造的”历史观中长期争论不休的根本问题。他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抛出所谓“共同创造论”，实际宣扬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非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莫属!李锐作为一个自称“老红军”、“老党员”的人，为什么要拼命把毛泽东“再颠倒过来”的历史，“再再颠倒过去”？这么干究竟这哪般？答案难道不是马克思说的，要“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难道不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用毛泽东的话说，难道不是妄图在中国恢复剥削阶级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三、群众路线
1968年8月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28页)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党首先必须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用笼统地“代表人民群众”来取代鲜明地“代表无产阶级”。当然，这不是说党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乃至不代表民族的利益。问题在于，共产党按阶级的实质来说，首先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共产党在忠实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同时，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为何问题坚持共产党要忠实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在他的论述中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早在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许多特出的优点。”这就是：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主义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所以除了极少数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舞台，就在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了中国《社会比较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另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比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645页)
毛泽东1969年说：“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把大多数人团结上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1页)
而中国共产党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1968年8月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28页)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党首先必须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用笼统地“代表人民群众”来取代鲜明地“代表无产阶级”。当然，这不是说党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乃至不代表民族的利益。问题在于，共产党按阶级的实质来说，首先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共产党在忠实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同时，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一、 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力量
1945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精辟分析了中国农民的地位，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产体。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这是现阶段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毛泽东文选》第23卷，第1078-1079页)说：“人民大众最主要的是农民，其次小资产阶级，再其次都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 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父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 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 没有，就抵不了两三天。”(《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5页)
第二、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帝国主义的策略》上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去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封建制度，这些事情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和其他 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不顾民族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代表全民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159页)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出发点
为了真正做到“再颠倒过来”，毛泽东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具体化为共产党是工农大众的忠实代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帝国主义的策略》上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去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封建制度，这些事情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和其他 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出发点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
2、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说：“在我党的一切 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 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3、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在《教师要向群众学习》中说：“力量 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先得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而且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49页)
4、共产党人的言行标准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 以合乎最人民群众的最大 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3卷，1096页)
首先、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进步的最革命的阶级。早在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 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许多特出的优点。”这就是：第一、中国无产阶级 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 的压迫、封建主义的压迫)而这些压迫 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所以除了极少数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舞台，就在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了中国《社会比较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另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比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645页)
1968年毛泽东说：“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20页)
首先，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进行精神文化活动的前提。没有物质生产，便没有精神生产。“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横排本，第39页）其次，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是一切精神财富的源泉。历史上许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思想家创造的伟大作品，差不多都是依据劳动人民创造的素材而形成的。我国优秀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等，是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在民间口头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提炼成的；我国古代著名科学作品《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是贾思勰、李时珍、徐光启总结群众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撰写成的。这类知识分子，也是人民群众的杰出者。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作基础，一切精神财富的创造都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科学发明、艺术创作，直接出自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之手。比如，我国的郭煌壁画，龙门石刻，西安兵马俑，苏州园林，等等。在劳动人民中间也出现过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比如，我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是一个平民，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是个工人，美国发现电的作用的富兰克林和发明电影、电灯、留声机的爱迪生是普通工人，俄国无产阶级伟大文豪高尔基也是一个劳动者。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作用下所发生的社会制度变革，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性的环节。正是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最有力、最突出地表现出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的创造作用。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社会制度的更替，是通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来实现的。人民群众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在任何真正的社会变革中，劳动群众都是主力军。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以劳动群众发动的程度为转移。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某些新兴的剥削阶级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能够参加甚至领导革命，对历史发展也起推动作用。
1957年，毛泽东在批评知识分子“老子不是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时说：“”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还有过一段种田这样的生产实践经历，因而他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本原理的认知，比别的领导人更加深刻。黑格尔有句名言：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毛泽东的这种认知，不仅有其自身生产实践作为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升华成了理性的“真知”。他的生产建设观的基本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决定人们的意识。而这种社会存在就是生产、生产方式。所以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恩选集》第4卷，第477页) 早在《实践论》中就曾清淅指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毛选》第1卷，第282页）1963年毛泽东继承和坚持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说：“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文集》第5卷，第55页）可见，需要
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所说的：“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形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新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 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文选》第5卷，第364页)
1968年8月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28页)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党首先必须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用笼统地“代表人民群众”来取代鲜明地“代表无产阶级”。当然，这不是说党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乃至不代表民族的利益。问题在于，共产党按阶级的实质来说，首先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共产党在忠实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同时，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为何问题坚持共产党要忠实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在他的论述中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早在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许多特出的优点。”这就是：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主义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所以除了极少数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舞台，就在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了中国《社会比较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另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比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645页)
毛泽东1969年说：“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把大多数人团结上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1页)
而中国共产党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1968年8月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28页)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阶级性决定了党首先必须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用笼统地“代表人民群众”来取代鲜明地“代表无产阶级”。当然，这不是说党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乃至不代表民族的利益。问题在于，共产党按阶级的实质来说，首先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共产党在忠实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同时，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 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力量
1945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精辟分析了中国农民的地位，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产体。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这是现阶段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毛泽东文选》第23卷，第1078-1079页)说：“人民大众最主要的是农民，其次小资产阶级，再其次都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 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父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 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 没有，就抵不了两三天。”(《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5页)
为了真正做到“再颠倒过来”，毛泽东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具体化为共产党是工农大众的忠实代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帝国主义的策略》上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去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封建制度，这些事情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和其他 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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