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还在深圳的某编辑部做事，在深圳图书馆看到了那个报道之后，我兴奋的几天都没有睡好觉，而且还激动的把我们领导人讲话的精华部分（让我感动的部分）恭恭敬敬地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经常翻翻看看，经常受到震撼，觉得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即将来到了。不久后还辞了职，专门跑回北方到农村去体验生活，观察当代农村的实际社会状况，调查当前农民的真实思想愿望。还在艰难的情况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写出了几个戏剧和电影剧本，并陆续寄往该邮寄的地方。
当时，我满怀信心的期望着，一定会有人欣赏我的作品，给我打电话约请我去谈剧本。事实也果然不出我的预料。不久，就有某电视台和某剧团打电话过来，请我把我的电影剧本发给他们，请我去约谈，这下我更加信心十足了。然而，剧本邮寄过去了，但如泥牛入海。也去某剧团约谈了，他们表示由于资金原因，不能进行排演。冷酷的现实，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人乃至绝望。那时，我总认为是下面的领导没有积极响应中央领导的指示,只能仰天长叹。
去年在北京，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一本书，是某教授写的，很有思想，观点独特，写的非常好。又认真一看，竟然和2007年中央领导人在那次文代会上讲话的观点无比相似。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中央领导的讲话不是自己的观点，是采用一些专家教授的。这次看到这个文件和那年的内容相似，想必也是秘书们所为，是从别人的文章中抄写过来的。不知道这次的文件能否和上次一样，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呢？秘书啊秘书！你们真的是清谈误国啊！
第二件事，是我来到韶山后的第三天，我正在毛泽东广场上发书，一个貌似退休教师的老人主动向我要了一本，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人都是以坚决拒绝的态度对待我的赠书行为，让我非常失望和伤心。第二天，他又来了，但是表情非常严肃，他板着脸告诉我：“你把最基本的东西都弄错了！不要在这里发了。”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知道自己编选的这本《毛主席语录》是有几个地方出了差错，但都是一些枝节问题，（有的是我的问题，有的是印刷厂的排版问题。）比如第147条的下面的“第四卷”应该是“第五卷”，还有一些标点符号等。但如果最基本的东西都错了，这可是大问题。我赶紧谦虚第请教说：“大叔，是哪里错了？”
他拿出《毛主席语录》，斩钉截铁第说：“第二页的那段讲话，不是胡锦涛说的，是江泽民说的。”
我想了想，觉得是他误会了，因为胡锦涛总书记这段讲话是我在一本书上专门抄下来的，是从胡锦涛2003年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录下来的。而且这段讲话我多次在一些文章里引用过，我敢肯定不会错的。于是我便把这些告诉了他，但他仍然板着脸坚持说是我搞错了，口气不容质疑。我给他再三解释他都固执第说我搞错了。还说如果我不信的话可以到毛主席纪念馆看看去。当是已经是下午六点，我决定第二天去毛主席纪念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我也有很大的把握，我甚至还认为是他错了或者是纪念馆搞错了，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性格倔强的他甚至急得要跳起来。
第二天，我去纪念馆看了，是在最后的一个展馆，果然写着江泽民写的几句话（在199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前面的一句是和胡锦涛的讲话基本是一样的，但后面就有所不同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那位退休教师那样说呢！
我当时就明白过来了：其实我们领导人的一些讲话都是秘书写的，不过是把后面的一些字句改变了一下。
让我虚惊了一场，之后，我又理直气壮的去发书了。
唉！都是那些秘书们惹的祸！所以，我认为有的中央领导应该换换自己的秘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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