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十几个村民按手印的真实原因
首先，现在存在历史博物馆的那张按手印的纸，那是假的，是事后“补按”的。这已由小岗村村民承认，确凿无疑了。更可笑的是补按也不是找齐那十几户来被按，而是从前言到签名到手印，村长包办搞出来的（陈窗 曾德方《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就这么个假东西，放进了博物馆，现在是留也是个笑话，撤更没面子。只好硬着头皮留着。这种尴尬正是把恢复小农经济说成是伟大创举的尴尬的写照。恢复一个存在了千年的老旧东西，一种使中国落后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时间一长，致贫的效应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了。创举不是创，完全是老东西，终究也举不起来。各方扶持已花千万元，还是举不起来。
那么，小岗村十几村民搞单干按手印的事，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为了责任共担，因为分田单干是杀头的罪。这是扯谈。那个年代才是真正“慎用死刑”的。不信你查一查死刑数，对比前后比例就知道。
其实当年的过来人都知道，包产到户虽说是个受批判的东西，可与用死刑程度那是差得太远。甚至都不用判刑，完全是个人民内部矛盾的东西。过去的电影，讲到将阶级敌人、坏分子定死罪徒刑的也不少，但就是没有讲到搞包产到户就动刑的。文革那时放的许多电影，都反映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可是没有任何一部电影，讲了任何人仅仅因为搞单干被定刑事罪行的。除非有暗杀、投毒、迫害群众的罪行，仅仅搞单干那不过是个批评的问题，最多是撤职，甚至很多时候对推行包产到户的人都不必开除党籍，而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那么，既然这样，小岗人为什么又要按手印（假定有）呢？
现在的人，一想到按手印，就想到卖儿卖女，或者生死文书，或者出卖性命，总之都是十分凶险的事情。那些当年宣扬小岗村的文人，也是利用并刻意透导人们的一种错觉，来进行煽情与渲染的。
其实按手印，确实是中国人率先利用生物识别技术的一大发明。最先利用指纹技术的就是中国的按手印。按手印的用途是很多的。并不是一按手印就一定有杨白劳、黄世仁或者一定就有“验明正身就地正法”的镜头出现。很多按手印的事情是很平常的。比如很多人不会写字，或者没有图章，那么定合同按个手印，就是很好的凭据。比如现在我们的婚姻登记，仍然规定必须按手印，就是为了防止伪造。只要你是在中国结过婚，履行过婚姻登记手续的，那就经历过这事情。因此，并不是涉及到杀头、涉及到性命悠关才按手印。农村有的地方，打个五十元钱的欠条，也得按个手印。立字为据，如果没图章，不按个手印感到不踏实。
小岗村按手印，也不可能是为了要杀头的时候一起伸出十几个脖子让人砍，中国的农民还没有笨到这种程度。真有杀头的危险，还留个证据做啥？那些说小岗村按手印是为防杀头之罪的文人，是以他们自己的弱智来贬低了农民的智商。
小岗村搞包产，本来就是由于在集体生产中，各怀私心，而干部又不得力，弄到最后谁都怕多出一分力，谁都不肯多吃半点亏。在这种情况下商议分开，谁也别占谁的便宜，各顾各。这与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分家一样，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再普通不过的心理了。这种心理，正是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产物，并不是什么创造性思维。那么，分开干的动因，是因为各自干的话，总有人收获得多，有人收获得少。分开干的结果，也必然是有人收获多，有人收获少。私下里既这么定了，又是与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章程不符的。那么就必然会有人有这样的担心，即到了收获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反悔，拿着人民公社、生产队章程作为尚方宝剑，要求把收获重新分配呢？这样就会有人觉得吃亏了。因此，立字为据，按上手印，用“说话算数”的乡风民俗来加以约束，落实谁种的麦子归谁吃，谁家的稻穗归谁捡这件事情。不论你几分耕耘，也不论你几分收获，总之愿打愿挨，各安天命。这个思路，才是与分开单干的思想动机一脉相承的。相反，那种以为按手印是同舟共济冒死犯难才是自相矛盾的。既有这种合作的决心和思想，那小岗村人的意识，早就应当与大寨、华西村相似了。
说到底，小岗村民按手印的那张纸（如果有的话），用法律的述语来说，就是个民事合同性质，防范的是有人耍赖不认帐的风险，而不是杀头的风险（现在陈列的那一张，由于其前言与签名都是后来村长应文人要求一手包办的，因此其内容也就不足采信）。
当1926年三名共产党党员，在黑暗势力包围下建立凤阳县第一个党小组——中共凤城临时小组的时候，当1927年10几名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下成立凤阳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凤城支部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冒着杀头的风险，作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道路的伟大创举的一部分，为中国农民谋取长远的幸福。在凤阳县搞红色旅游，应当在这样的地方搞。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