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诊治疾病与法官判案

医生诊治疾病与法官判案，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有类同之处。那就是都涉及人的命运，只是对象不同，医生的对象是病人，法官的对象是罪犯。　　

医生个人对重大疾病诊治的自由判定权，相当于法官对罪案的自由裁量权。大家知道，法官判案时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导致判决失误，以致司法腐败。同理，医生个人对重大疾病的自由判定权过大，同样有可能导致诊断、治疗失误及医疗腐败。所以，医生个人对重大疾病诊治的自由判定权过大，其后果，相当于法官判案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医生诊治判定权，是指医生对重大疾病诊断结论或/和治疗方案的选择、决定权。医生在作上述选择、决定时，可能出现的对自身利害关系的后果，就是医生自身在诊治过程中的风险。医生的风险，一般与病人的利害关系有关联，多数情况下是负相关。就是说，当医生降低自身风险时，往往增加对病人的危害。反之，医生在降低病人危害时，又往往会增加自身风险。　　

医生对疾病作诊断结论时，除需自身对病人作直接观察、了解，还需依据多种检测、检验结果。有时，检测、检验结果，又起决定性作用。而目前常用医疗检测设备，由于受技术条件所限，其可靠性远未达到100%；不仅可能出现漏检，还可能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诊断结论明确后，还须选择相应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一般又具有可选性。　　

譬如，对肿瘤疾病，如果同时出现恶性与良性两种检查结果（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一个比较重视个人名利的医生（淡泊名利的医生不多），可能会不假思索地选择恶性说。因为，如果选择良性说，万一失误，会失去治疗良机；而失去治疗良机的后果，病人会感知得到，因而会遭致病人不满，影响医生名声，甚至利益。如果选择恶性说，不管良性恶性，都当恶性肿瘤治疗，尤其把良性肿瘤当恶性肿瘤治疗时，预后会比较好，肯定会好于恶性肿瘤的治疗预后；这时，病人虽然付出了不必要代价，但因病人不知道是良性，本不必治疗；所以，不仅不会产生不满情绪，相反还可能感谢医生，认为医生帮他（她）治好了恶性肿瘤。由此，医生可能会名利双收。所以，选择恶性说，不管选对还是选错（良性当恶性），对医生自身，没有风险，只有好处。但病人却可能要承受不必要伤害和损失。　　

据本人观察，医生中似乎存在一种潜规则。多数医生 ，对病人病情总是描述得重一些，预后总是说得差一些，也就是“避轻就重”。这样，就给自己留下了余地。因为，万一治疗效果不理想，或预后较差，医生可对病人说，这是病之必然 ，病中注定；自然与医生无关。反之，若治疗过程顺利，效果较好，医生不说，病人也会肯定医生的治疗效果。“避轻就重”规则，大大减少了医生自身风险。但未必对病人有益，起码增加了病人精神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医生（西医）中懂辩证法的似乎不多。本人最近遇到过这样一位医生（教授）。一个曾做肝癌TACE术后复查病人，CT检查说S4肝癌复发，而超声造影却说S4是良性肿瘤。本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应有明确制度，由职能部门——医务处或医务科，组织CT医生、超声医生、临床医生等，甚至病人本人，一起研究、讨论（医务界常用语是会诊），以求统一认识，得出相对可靠的诊断结论。但一位临床医生却说：“不同影像技术，条件、视角不同。难道从前面看的不是你？”他的意思是，选择任何一种检查结论都可以。这样看问题，显然是偏面的。本人就半开玩笑地对他说：“那从后面看，是不是我？从左面、右面看，又是不是我？可以说都是，也可以说都不是；都是一个侧面，都是不完整的我；要把前后、左右、上下，都整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我，真正的我。”这样看问题的医生，在本人接触过的众多医生中，不只一人。这位临床医生看问题的方法，有一定代表性。　　

所以，病人在听取医生的诊断结论与治疗方案时，要有所防备，必须坚持有明确、完整检查结论；当遇到绝然相反检查结论时，不能同意无根据地随意否定或肯定其中任一个。事物的真相具有唯一性，不可能一个肿瘤，既是良性又是恶性；要否定或肯定其中任何一种说法，必须有明确、肯定的理据。　　

由上可知，医生（淡泊名利者除外）独自做重大诊断结论或/和治疗方案选择时，经常会首先考虑自身风险，因此，可因利益驱动，做出错误选择；还可因缺乏辩证思维能力，做出偏面选择。　　

医生的错误选择，对医生自身，没有风险；而对病人，却有伤害，有危险。　　

建议医生们，学习《纪念白求恩》和《矛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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