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宿命

科学的宿命　　

在中国、在当代，各领色人群都时兴在一种思潮、理念、事物前放上“科学”一词，以为新概念，并彰显其实、其真、其善，以求取对新概念能坚信不移。然而，在中国、在当代，坚信科学却总非易事。换言之，科学并非确立成真理，放之具体而长行之，并未摆脱其宿命，不妨简而析之。　　

不论从事科学工作，还是对待科学事物，站在科学面前的，必得是实在人。所谓实在，其一是老老实实地致心、致力于科学，不得旁骛。如果耐不住高深研究的寂寞，甚至还要进行“官场准备”的功利性“学术表演”，算计用所谓学术成就换取行政职位，为反过来再用“官位”巩固、提升学术地位，这即全非实在人。其二是实在的心智能力。心智能力是理解科学事物所必须的前提。致力于科学不同于去学技术，能进行仿制，科学需要创造，能够发现和发明。日本人的制造技术中国有，但做不到原产品坚实耐用，不是学不会技术，是心智能力不实在；埃及草编画艺术、中国传统京剧艺术，作为技术去学都学不到位，要做心智上的理解，这要实在人才能办到。　　

有人总结了“章鱼的教训”。章鱼以钻洞为能事，因没有脊椎，身体能钻过比其细几倍的洞，一只体重　70磅　的成年章鱼能钻过银币大小的洞。渔民们便制造了瓶子穿串放入海底让其钻，从深海就能捕到章鱼。诱惑、失意、苦闷之类正式用以捕获猎物的瓶子。在中国，宏观上、微观上有许多事要经受瓶颈制约，原因常常是经不住诱惑。搞科学，必须接受“章鱼的教训”，能经得住诱惑，这非实在人做不到。　　

如果搞科学的人也信奉了利益真理，以获得物质利益为目标而搞科学，那么就要当着校长，想着局（部）长，以行政权力资源作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力而成为部门、单位“学术寡头”的“资本”，轻易地把行政职位再转化为学位、学术奖项等学术资源，从而获取更大的物质、精神利益。这样的人搞科学，人谓学术腐败，其实，这是投机者非实在人在破坏科学生态，导致学术环境恶化。学术权威官僚化，官大学问大现象是科学生态退化、恶化的标识。　　

所以，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说：“对于华而不实的人来讲，科学是不可企及的，因为他们把他们的个性置于科学之上；……科学要求一切人不是别有用心地而是心甘情愿地献出一切，以便领受冷静的知识的沉甸甸的十字勋章这个奖赏。对任何人都不肯推心置腹的人乃是一个可怜虫，哪一门科学都把他拒之门外。”　　

今天，中国科学界有多少实在人而非可怜虫呢？　　

有了实在人还须办得实在事。在中国一说领导批条子，人们全会不以为然，往往腹非口讥。这是政治生态遭破坏变得恶化的特征。其实列宁早已批过条子，但那是办实在事。1921年4月，列宁曾给莫斯科苏维埃写条子：“我请你们帮助伊万·伊万维奇·斯捷潘诺夫（一位科学家）在莫斯科近郊安排一个暑期休息的地方。安排好以后提醒我。”还有给秘书的条子：“如果赫里亚舍娃（中央统计局副局长·女）住处离这里很远，并是徒步来开会的话，那就太难为她了，……向她解释一下，若日程上没有统计方面的问题时，她可以提前退席或者不来开会也行。”可以说，批条子现象在标识着能否办成实事的社会生态环境。办不了实实在在的事，即使是实在人，也难搞得科学。即使他们能具有社会良知、维护公共道德、坚守着社会正义，受到了科学文化薰染而自觉到道义在身，有着宏伟目标为人民谋福祉、为公众求权利。正义感、道义感、使命感都不见得足以能办成实在事。反之，当科学工作者也信奉了权力动作意识下的“流氓式摆平”、资本指向逻辑下的“地主化乐趣”时，如和珅、严嵩，只知一味讨得皇上开心、宽慰、欢乐的话，科学是什么？只能是娼妓，打扮的光鲜靓丽，而却是时时被蹂躏、被糟蹋。据载，严嵩授翰林院编修、升礼部侍郎间，专致“青词”。一次奉嘉靖皇帝之命祭告皇陵后复命，用一篇谄谀之文讨得了皇帝欢心，渐次谋败政敌，越升内阁宝座。其父子一生专门做谄谀之词，一件利国利朝的实在事做不了。其族绝种乎？　　

中国科学界有多少实在人在实实在在地办事而不非时不时致力于谄谀“青词”呢？　　

再者是要能业界吐实情或说科学界务实蔚成风气。科学务实，不是几位科学家、几个倡导者，是说要有务实的科学生态。信息技术撞击社会后，必然逐渐使科学生态环境出现大改观；传统的文化结构方式必将变异或坍塌，信息差距在逐步消失，文化层也必然变得简明而单薄；技术更新速度在成倍加速，以往的成功经验也可能变成前进的束缚，甚至以往收获的法则也可能发生逆变。人与人、人与技术要重新或在新的环境下相互适应，那么到处是空话、套话、官话、废话，没有务实的科学生态，就可能在科学领域形成现代性的悖论：产生新的现代迷信，对所谓新理论盲从癖好或不屑一顾；遗弃民族文化传统，对优秀事物失去应有的激情或狂热复古捧旧；对未来失信而非理性享乐现在或“吃了上顿不问下顿”。如此，将窒息或破坏当代乃至下一代的智慧资源。即如把考试等同于思辨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长期制造考试机器而熟视无睹，让青年以会考试为荣誉乃至生活目标，根本不会做事。就业还得重新去学技术，遑论搞科学研究。又怎能从下落的苹果想到引力定律，从叶破手指而想到去发明锯，从水锅中的落叶而发现香溢天下的茶？相辅，只会给求神问卜定“纪律”、拜佛算命写“条例”或怎样应用于计算机等实用工具，或者给僧尼道士发执照，要求其持证做道场，或者请境外、国外的“洋神”、“洋鬼”说事过节，请中国古代的神鬼穿起现代制衣走出典籍，“将鬼文化推向新阶段”，再就是有了钱，村乡建庙县市修寺打造“鬼城”、“鬼都”，呼唤“鬼文化”，借鬼渔利。那就要信奉“命运靠碰又靠算，发财靠渔又靠骗。”　　

如是，怎能有科学存活的空间和空气呢？　　

陈云曾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不能只唯实，科学无法摆脱其宿命。这就如中国北方自然环境只唯水就可改善一样，科学本位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人在办实实在在的事，并能形成务实的科学生态。1947年冬，蒋介石进攻延安，美联社一位叫罗德里克的记者在要离开延安时说：“毛主席，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前途现在看上去确实暗淡，将来怎么样呢？”毛泽东淡然一笑，慢声说：“罗德里克，我邀请你两年后到北京来看我。”这样的眼光、信心、卓识，既是科学的预见性，也是科学摆脱宿命所必须的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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