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就应该“不合时宜”!
——与李文商榷
看了11月8号陕西出的《教师报》B2版署名李文的一篇文章《学者与学问的“不合时宜”》，颇觉得有些话要说。
我对李文何许人也，不了解、不熟悉，但是读了他的文章，却隐约地知道，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合时宜”的学者，因为，他已经自觉地用所谓的“国家利益和时代进步”作为自己做学问的圭臬了！对于这样的“合时宜”的学者，我本来不想说些什么，可是，他把他的文章发在《教师报》上，他想用他的所谓“合时宜”的想法来教育广大的教师朋友们，我就觉得要说点什么，不然，会让这个“合时宜”的学者觉得广大的教师都是一些没脑子的笨蛋，只会甘愿的做些“合时宜”的学问！为了提醒他，也为了提醒同行，故而随便说说，还请李文看到这篇文章后，不要生气，既然做了歌星，成了公众人物，就应该让大家批判嘛，而且作为一个学者，哪怕是“合时宜”的，也应该知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这个浅显的道理，因此，就听听我随便的说几句！
其实，作为学者，做学问，是最不应该合时宜的，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学者不是政治家，学者更不是谁可以任意使用的工具，学者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性，用自己的热情和智慧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探索，所得出的结论或许现在有错，或许不合时宜，但是，谁到不能简单地说这个现在有错的结论在将来就不会对人类产生巨大的效用。而也没有哪个真正的学者敢于大胆的宣称他得出的结论就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正确，只有那些是丧心病狂的人才会宣称自己的正确，而且不容其他人的怀疑！学者研究自然要考虑当时社会的“宏观全局和历史发展的主线”（李文语），但是，学者的研究不是仅仅为了迎合这个所谓的全局和历史主线，因为，毕竟，这样的社会的全局和历史主线也是时人的认识，带有极大地主观性，就是李文说的“本身带有规定和预设的意义”，并非是真正的全局和主线，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试图突破这样的所谓的社会宏观全局和历史主线，试图使自己的研究尽可能的接近、事实真相，接近真理，最终能够产生久远的影响，并且能够对人类产生真正的效用。古今中外的那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很少是合时宜的，他们往往冒着极大地风险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我想，这一点，李文应该看得到吧！如果他能看得到，那么他说，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但对其本身更有利，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一件让人无法理喻的事情了！难道说，丧失了生命来提倡一种学说，会对提倡者本人有利！当然，那些故意歪曲事实，故意投合某种政治需要的所谓的科学研究除外，那些甘做走狗的所谓学者更不在此列，因为这些从事所谓研究的人，已经堕落成了“骗子”，而为人所不齿！
李文在他的文章中，引用到了钟叔和的《年楼学短》中的几个不合时宜的学者的例子，就很好的证明了我的这一观点，而李文也是承认这一观点的。李文说，这几个学者的不合时宜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是，“与某些领导人具有错误倾向的心思和意图不合甚至抵牾”。李文赞同这样的不合时宜，但是，他却反对学者做不合“时代要求”的学问，做不顾“时代进步和国家利益”的学问。表面上看，李文的看法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稍作分析，问题就来了。因为，李文没有回答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要求才可以算得上使真正的“时代的要求”，什么样的进步和国家利益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利益”！作为一个学者，要求别人要做符合“时代要求”的学问，做符合“国家利益和时代进步”的学问，这个问题，就应该由他向大家讲清楚的，如果，这个问题，他讲不清楚，他就没有资格要求学者做这做那！
当然，从李文的文章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李文所理解的“时代要求”和“国家利益”的端倪的。李文在文中举了张申府的例子。张申府在1948年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结果，“受到共产党领导以及民盟左派的严厉批评，被开除了盟籍，从此，张申府在政治上，学术界一蹶不振，基本销声匿迹了。其弟张岱年说，一学者因为写了一篇不合适的文章而贻误半生，这是令人惋惜的”，李文分析这件事说：“张申府最大的问题是对当时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缺乏明晰的判断，在客观上走上了与时代发展方向相悖的道路”！
好了，只要读完这段文字，我们就大约能够 明白李文 先生的意思了。 李文 先生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做学问，一定要看清，谁胜利、谁失败，谁会做王，谁会做寇，分不清，上了贼船，自然会没有好结果。做学问，也要跟对人，站对队！那么，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理 解李文 先生所说的“时代要求”“国家利益”？就是，他所说的时代要求，就是领导者的意志和要求，他所说的“国家利益”，就是领导者的利益，凡是做学问，不按领导者的意图来做，不按领导者的要求来做，那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可是，那些没有像张申府一样，写“合时宜”的文章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写了大量的“合时宜”的文章之后，他们获得了什么呢？反右、文革，哪一次大的运动都不是以这些写了合时宜的文章的臭老九作为批判对象？张申府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写了合时宜文章的那些所谓的哲学家虽然没有销声匿迹，可是他们有哪一个做出了让人类叹为观止的学问，似乎没有吧！不知道，李文回想起那段让所有知识分子不堪回首，让中国人不堪回首，让世界人类不堪回首的历史，他又会怎么来看待在知识分子的不合时宜呢！他又怎么来看待他的这篇教育知识分子要做合时宜学问的文章！
当代中国，做学问的人，很多是太合时宜了，几个不合时宜的，早就被排挤出了现行体制，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鲜有成果，或者说，中国的社会科学，除了极少数和社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学科门类，大多数都处于停滞阶段，甚至于有些学科的学术水平还赶不上民国时期的研究！我不明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李文提出知识分子做学问要合时宜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难道仅仅是教育那些知识分子嘛，在我看来，似乎他还有为自己做合时宜的学问进行辩护的意思，可是，他不知道，他越这样的辩护，越让人觉得他的做学问的诚意和目的所在！
我还算不上一个做学问的人，但我还明白读书要自己去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只去合时宜而违心的说谎话，尽管我会说错话，但是，只要我是秉承严谨的态度、审慎的精神，即使我说了错话，那么也并非不可原谅，毕竟我们都是人，有错早所难免，但是，为了合时宜而故意说“时代爱听的话”“国家爱听的话”，那就是 李文 先生的最大追求了，因为，在他看来，学者做学问要秉承某些人，尤其是主子的意指的，不然，就会丧失了他宝贵的学术生命，可是，为了自己的学术生命而丢了自己做人的独立精神、人格尊严，这样的学术生命要它又有何用呢！
还请李文三思！
作于 2011年11月19日 ，于从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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