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形成与用法

词语的形成与用法　　

自己偶尔写些网络文章，会用到“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这两个词，较真的人说，这“后”时代已经不止三十年了，还这样用，不太严谨。我的解释是，开始时就不是从严格时间长度上使用这个词的，我用的概数；最初开始使用是在2008年，那年不仅有经济危机，还有纪念一次会议召开三十年，媒体上“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言说很多，便拿来用了，直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在使用。　　

前后三十年的划分是有道理的，都看得清楚。所以有些人把后三十年的标志性开端视为“划时代”，某种程度上压过了新中国的成立，勉强说得过去。开端之时，并未预料到今天，是事实；在宪法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六十年一贯制也是事实，只不过加了一个词“特色”（“中国特色”），至于其内涵发生了多大变化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割裂历史也有许多说不过去的地方。　　

时间意义上的“后三十年”过去了，看到了许多暗流涌动，各方面的都有；社会乱象纷生，判断现状，差异极大（也有人解读为现在的网络媒体与上世纪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要考虑放大效应——有一定道理但无法全面解释）。也就是说，这是一段让人看不清的时间。如果如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有一个重大的转折，那么，我将不再把延续性的进程视为“后三十年”；在此之前，还只能这样使用。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不清楚这一段会有多长）仍然用“后三十年”来作为一种标识。　　

2011年下半年，我见识到了另一组词：“1%”和“99%”，源于“占领华尔街”运动。我觉得用这组词来指称精英、金融资本势力和人民，很醒目；同样它也不是从确数上来被使用的。毛主席当年谈到大多数的时候，使用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样的词语，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完全可以借鉴使用。　　

“革命”一词的用法，年轻时以为它是有固定的内涵的，其实不然。比如说2011年里，关于革命就有这样一些内涵大相径庭的使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里的革命与“茉莉花革命”里革命，怎么看也不像是同一个词。　　

2011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年，所谓和平解放，就是在西藏地区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内地有所不同的是，西藏地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的，和平解放的实现，是完成其第一阶段的任务——反帝，而反封的任务则是在八年以后的民主改革（亦即民主革命）中开展和最终实现的。半个多世纪过去，西藏革命真的成为了历史——革命年代形成的精神实在不应该与现实生活完全脱离的。　　

这是一个大时代，反映在词语的用法上就有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小时候我听到的是“工人老大哥”、“农民伯伯”，前一个词是不见了，换成了什么词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后一个词成了“农民兄弟”，进而不用，有些人使用的“刁民”一词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工人、农民的称呼，同样是带有情感色彩的，只是倾向性完全颠覆了；还有一个替代词：“乌合之众”，在一些使用者的眼中，外延还会更大一些。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政治上获得了翻身解放，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曾几何时，主人逐渐成为了“弱势群体”。　　

社会学上所说的弱势群体一般是指因为生理的原因而造成的群体，没有阶级划分的意思。而现在的学界（这里我只说学界）主流面似乎避讳说阶级一词，一律改称阶层了；据说是因为怕人联想到“文革”，据说是毛泽东主席都用过阶层这个词。几年前中国社科院出过一个报告，把社会各色人等划分为十个阶层，使用的方法是人们的经济状况、社会角色、地位之类的标准。是的，毛泽东主席是用过阶层这个词，但他是在阶级概念下作为二级概念使用的——那个时代说阶层都是这么使用的。现在的人们使用阶层，是在取消阶级概念的前提下，直接把它作为一级概念使用的，其中的差别一目了然：阶层论是掩盖剥削和压迫关系的“理论”。　　

在我们党不仅讲群众路线而且确实地实践群众路线的时代，人民群众是常用词，精英这个词是很难见到的，现在则成了一些人用来区分不是“乌合之众”、划清与“乌合之众”界限的词。但是事情的发展常常不能如他们的意，“精英”现在还是一个褒义词吗？　　

区别意识在一些人那里是很受重视的，为了表明他们的不同，什么道德伦理底线、政治伦理底线都可以不讲，他们是毛泽东主席所讲的“高贵者最愚蠢”之“高贵者”，是鲁迅先生所讲的“中国的聪明人”之“聪明人”。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些无知者，不认为他们是些连基本常识都不懂的“专家学者”，之所以从他们的口中、文字里听到、看到一些既不讲逻辑周延、又违背基本常识的话语，不过是另有用意罢了（立场问题）；之所以他们的话语经不起起码的推敲，是因为他们是历史的回避论者，是因为他们从来拒绝辩证地看问题（毛泽东主席说：“右派都不懂得辩证法。”）。　　

不懂得辩证法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好些人在论述观点时，使用一种看起来十分奇怪的逻辑、庸俗化理解。比如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有人如是反驳：“有的时候宗教不是鸦片呀！”举出一二三。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比如有人认同王长江的论调，但是不直接说，而是接着说：要寻找党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的契合点。这种泯灭原则性差别的作法，把是非问题就顺手变成了技术问题（资产阶级政党只谈问题，不谈主义）。比如关于全民党问题，有人如是立论：如果共产党只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其他阶级的人会怎么样呢？似乎讲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关注整个社会的利益是矛盾的。比如讲发展民营经济、私有经济的发展，那些人则把国有经济作为对立面来看待，似乎不彻底批判（没有分析不讲历史相关性的批判）国有经济就无法谈；在批判的同时就是对私有经济的无限美化。　　

还比如张五常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一些言论“精彩绝伦”。他说邓丽君“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马克思错了。”证明如下：她不是资本家，“她当然没有剥削成千上万自愿掏钱的歌迷，她只不过是一个劳动者，她工作几小时就能赚几百万，是因为台湾、香港和日本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跪下来求她签合约。”“于是我问，剩余价值何在？”他很为他自己一个例子就“驳倒”马克思而自得。他多次谈到马克思，“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他在炫耀手中的历史钞票时，“奇”得很怪：“找到两张有毛泽东肖像的钞票，都是五百元的。东北银行的是一九四七年，长城银行的是一九四八年，二者皆印上中华民国的年号，此一奇也；钞票上没有说明任何保障，此二奇也。……奇怪，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三年间，人民银行发行的好些票额很大——五千到五万元——应该不是人民币。但旧钞中有一张一九五二年的支票，说明是人民币四万五千元。那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了。”——使用公元纪年，是新中国成立之时的事情；新中国钞票在1955年前后的币值比例是一比一万。　　

1992年邓小平说，允许看，但要大胆地试，错了改过来就是了。实际上，“看”的是越来越少，“试”的是此起彼伏，出现的重大问题从来都不是因为“错”了，自然也就谈不上“改”的问题。出现问题是因为趟水趟得不够，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继续趟（深化改革）。　　

2005年国发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人称“非公三十六条”、2010年国发1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所谓“新三十六条”。文件里讲，经济制度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们何曾“毫不动摇”地坚持过其中的一个？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就是一句话、一个口号、一个陪衬。　　

“人民”一词的用法也很有意味。且不说国内有人鼓噪要把“人民币”、“人民法院”之类专有词中的“人民”二字取消或者换成“中性词”之种种，举一个发生在近两个月前的国外的例子。10月4日，中俄否决了一项针对叙利亚的决议案。对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说：“美国对此感到愤慨。一些成员国几周来试图削弱和肢解任何旨在保护无辜平民的生命免受巴沙尔铁蹄践踏的决议。”还说：“今天，勇敢叙利亚人民能够看到，在安理会中谁是支持他们对自由和普世人权的渴望的，谁是不支持的。”英国外交大臣说：“这将会被该地区的人们看作是一个支持残暴政权而非支持叙利亚人民的决定。”次日美国国务卿说：“我们认为安理会昨天背弃了其职责。那些选择否决这一决议的国家必须向叙利亚人民作出解释。”不管别人是否愿意都十分热衷于做代言人这位美国国务卿，这次以叙利亚代言人的口吻说：“叙利亚人民不会忘记（此事）。”这是一种对“人民”的用法，同时还有一种，叙利亚总统顾问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俄罗斯和中国挺身而出支持（叙利亚）人民，反对不公正的行为。”“如果不是俄罗斯与中国行使否决权，叙利亚会面临同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一样的命运。”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我们认为，不应当由西方国家来确定谁是合法代表，而应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这是在那几天《参考消息》上的文字。　　

再说几句。那些人的区别意识也并不完全是坏事，最大的益处是他们高调地宣布了他们的立场，阵线分明，让人民可以很清楚地看清他们的嘴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反面教材也是一种“榜样”，教育人民的“榜样”。而他们的愚蠢就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忽视或者说看不到人民群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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