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络问政建中国特色民主

用网络问政建中国特色民主　　

——论网络、民主与监督　　

两会期间，上海的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接受一些央媒的记者采访时曾多次称赞：“网络是个好东西。”他说，网络可以让他搜集到更多的民意，体察到更多的舆情，并使他的决策具有更多的时效性。　　

除了上海的俞正声书记之外，浙江、江西等省的省长们也都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同感，并承诺以后将通过网络向民问更多的政，以使整个决策具有更宽广、更深厚的民意基础。　　

有着这么多的省长书记们不耻于通过网络这个交流平台“问政于民”，这也使社会底层民众终于有了自己参政议政的更多盼头。因为通过网络问政，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更多下情、更多诉求，都可以更本真地直达上去，使他们有求可诉、有理可讲、有冤可伸、有贪可告。　　

把这个网络问政搞好了，党和人民的心就可能经常性地连通起来，并通过这种血肉联系的经常保持而把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把这个网络问政搞好了，不仅可以帮助党采集到更多、更真实的下情；同时，也还可以帮助党更好地监督自己的事业骨干。通过网络问政，一些干部的欺上瞒下、骄横贪腐，可能就再也行不通了。因为网络是直达的，他们的手伸得再长，也是捂不住的。只要把网络用好，它本身就是一个极佳的监督工具。借助网络，党就会长出无数只千里眼、无数双顺风耳来。有了网络，党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如果没有网络，河南的那个溺水而亡的上访村官也许就只能不明不白地消迹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而永难为世人知晓。但有了这种直达的网络，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他的儿子可以通过网络游击的形式，而把自己父亲的冤情和疑点不断地上传到更多的社区、论坛，以寻求更多人的知晓和声援。这些地方官的手再长，也不可能在网络上把天下人的嘴都捂住。　　

所以，只要把网络问政用好了，党就完全可以借助千千万万只人民的眼睛，而把那些碌碌无为、欺上瞒下、骄横贪腐的昏官、庸官、贪官一个一个地揪出来，而置于历史的审判台上。只要把网络问政用好了，党的事业骨干才可能在它的经常性的监督中而踏踏实实地干好自己的工作。　　

网络问政的出现，也为民主的实现形式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平台。通过网络问政，下情、民调、官风等都可以很快捷地排查清楚，并通过党的民主集中制而上升为某种政策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新的事业。有了网络问政，党的民主集中制也还压缩掉不少的中间环节，而让党群、上下之间的诉求更多地互通互联互动起来，以减少这种上层决策的失真和盲目性。有了网络问政，人民也还可以对自己的代表进行某种零距离的现场监督。有了网络问政，人民的直接民主就可能突破一个城邦的时空而扩展到更大的区域之中。有了网络问政，人民就不再需要这种代议制民主替自己代理更多的事了。网络问政的出现，极可能带动古希腊城邦民主的伟大复兴，人民通过自己的公民大会集体地议决自己的事务，政治不再是少数人的寡头政治，而变成人民自己实实在在参与的政治了。　　

中国的特色民主向何处去，中共的一个顶层设计就是创造条件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而如今出现的网络问政，事实上就是这种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极佳平台。有些政治上的事项，比如劳动合同法、城市拆迁条例中某些条款的修补等，都可以通过这种网络问政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民参与进来，献言献策、共谋国事。　　

当然，要想通过这种网络问政的形式采集到民间更多的真知灼见，党也还须谨记这种兼听则明的道理，要虚怀若谷、善纳良言、敬畏民意，不能老是抱着自己的那种意识形态成见和阶级分析的有色眼镜，漠视或打压那些逆耳性的东西。反对派的存在自有它存在的功用。有了反对派的声音，有了逆耳性的东西，党才可能时刻心存忧患、居安思危，才可能从体制外获得更多的监督，才可能在相互的取长补短中寻求到更多的真理。只要这种网络民主出来的东西，不是对国家制度颠覆性的煽动，不是对党的侮辱性的诋毁，都应该置于网络监管的保护范畴。在网络民主中，要坚决打击学霸、官霸对舆论话语权的垄断及其所罗织出来的各种旨在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罪名。要创造条件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保护地促成各种公民心声的自由表达。只有通过这种民主的形式，人民的主权，包括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才可能得到更多的实现，官员的骄横贪腐才可能得到更多的遏制，党的事业才可能从人民的这种民主中吸取到更多的营养。　　

最后，网络的出现也还为人民在更大范围、更多事项上的政治参与或直接民主提供了便捷通道。有了网络，人民对政府决策、社会矛盾上的各种意见，对自身利益上的各种诉求，都可以直达上去。有了网络，人民还可以把自己对身边党员干部的各种民主评议、民主监督迅速地反馈上去，为党所知。有了网络，人民也还可以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进行无干扰的秘密投票，以谨慎推荐、遴选自己的代表、乃至党的事业骨干。每个选民都只能凭借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进行一次有效的投票。因为这种投票可以在一个个孤岛上进行，所以可以排除一些选举中的群体暴力事件或某些外力威胁下的非本人意愿的投票行为。　　

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形式，每个民族也许或早或晚地都会被吸引到这条道路上来。具体的走法肯定是不同的，但都必然会打上自己民族特点的烙印。正如列宁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总之，网络的出现，为人民更大范围的民主、更大范围的监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权力的运作、干部的作风将会被更近距离地置于人民经常性的监督之中，人民的权威也将因为这种更近距离的监督而得到权力者的更多敬畏。这种民主的新路径，一旦开辟出来，这种被官员周期性运作起来的权力就可以很便捷地回归社会、回归人民之中了。可以断言的是，网络问政的勃兴，将会从根本上让权力者更多地敬畏起人民的权威来。中国特色民主如果能够这样勃兴起来，极可能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弄潮儿。　　

　2011年11月26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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