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右派“革命家”必然的带路趋势
老王指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最可能而可行的，是走美国民主化演进的道路。也就是“革命胜利者集团”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法统，然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统治者集团最高层内部所代表的不同社会利益引起的派别政治分化，在外部人民各类维权斗争（包括革命威胁）的压力下，孕育、发展成愈趋扩大的两党或多党民主制度。哲学上说，就是“利益分化内因是演变的根据，社会压力外因是演变的条件”的规律。这是老王为社会民主主义路线（或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提出的基本理论根据。
当然，老王也从不反对任何人革命。既然共产党有权革命推翻国民党，自然任何人也都有权革命，推翻共产党。请便。
但立场坚定的右派反共民运的“革命”人士，却仇视着老王，竭力攻击老王。似乎老王妨碍他们革命。
当前“革命派”有两种，一种是徐水良式的“革命派”。
徐水良也常骂老王，但老王却从来不骂徐水良，而且一贯表态支持他。为什么？因为徐水良的“革命”，从未见他作过一点盼望外国兵打进北京的好梦。在中国国家利益上，他是坚定的爱国民族主义者。他总是鼓吹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起义。问题仅在，老王常提醒他，他既然断言中国最广大的群众，中国农民都是反共的，到处都是干柴，怎么他就不能踏草鞋披斗笠学毛泽东回乡下去点火？秋收起义，或春种起义？徐水良式的革命右派们贬毛泽东一塌糊涂，怎么就不肯学一点毛泽东的真本事？
还有一种“革命派”。这是当今右派反共精英的主流，他们坚决把共产党视为必须推翻的“专制主义”敌人。但他们在中国找不到足以支持他们“革命”的社会阶级力量。或者，他们心里比徐水良更明白，他们没有这些阶级支持力量。他们的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全盘资本主义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市民这三大社会基本阶级的支持。
我们看工人。
中国工人（无论外资企业或国资企业），他们今天的斗争基本反对的是什么？是共产党右派官僚买办勾结国际资本对他们的盘剥、侵犯。他们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就要反对官僚买办与国际资本勾结对他们的压迫（“打倒汉奸！”）。这是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资本主义化，在美国国会为国际资本“作证”出主意夺占中国利益的右派精英能够领导他们，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么？不能！有资格领导他们，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只可能是反对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资本主义化，捍卫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左派！
我们看农民。
中国农民他们今天的斗争基本反对的是什么？是共产党右派官僚买办勾结国际和国内暴发户资本对他们的集体土地的侵犯、鲸吞。“保卫集体土地”所有权，就是保卫中国残存的社会主义因素。右派也会用“土地私有平分”来引诱农民（甚至极右派要求将农民集体土地“转型正义”清算奉还给老地主乡绅），但农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哪怕一旦实行，不但不能阻挡，相反更有利了官僚买办勾结国际和国内暴发户资本对他们的集体土地的侵犯、鲸吞，加速他们的失去土地，而在经济危机下生存毫无保障。马铃薯般孤立的“私有”农民比集体农民面对吃人鳄鱼，更是毫无抵抗能力。而右派精英的“土地私有平分”引诱农民，恰恰就是为更加速侵犯、鲸吞殆尽农民土地扫清障碍。因此，右派革命家能够把今天中国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发动“秋收起义”么？不能！有资格领导他们，把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只可能是坚决捍卫和要求落实社会主义的土地集体所有的左派！
我们看城市市民。
中国城市市民今天的斗争基本反对的是什么？是“改开”30年，住房、教育、医疗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压在他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他们不会赞成全盘社会主义，支持邓小平早期多元的“改开”，但他们不会支持全盘私有化市场化，特别是在吃到苦头之后。他们是中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支持力量。但在今天现实的三座大山压力下，他们更能接受左派的反对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口号，而绝不会跟着主张住房、教育、医疗全盘私有化市场化的右派精英走。
完全得不到当前中国社会各基本阶级支持，看不到自己“革命”力量在哪里的反共右派精英们，为了寻找出路，只能把眼睛向外，向西方国家政府和军队，向他们可以带来“自由民主之春”的飞机大炮投射去了越来越渴望的祈盼的目光。
他们的领袖从焦国标开始：“如果美军侵入中国，我要去为他们带路。”
为了他的“带路”豪言，此人获得了那年海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奖”。王希哲立即给基金会会长蒋亨兰女士去信说：
既然中国的民主教育将焦先生树为榜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奖”奖给了“美军来了我带路”的焦先生，那就意味了，“中国民主教育”，就是要教育鼓励出更多的“如果美军侵入中国，我要去为他们带路”的“焦国标”先生！
随着北约飞机大炮一路凯歌，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自由茉莉花”开路，中国的右派精英“焦国标”们，趋之若鹜，有了气候，已经越来越将希望寄托在这个身上了。但多少还有些“中国人为外国兵带路”的心理上的障碍。为了排除这些心理障碍，使自己期望“美军”的打进北京和自己的带路，更理直气壮，他们开始制作理论。已经制作不少了。“人权高于主权”，就是为带路制作“正义”舆论的巅峰之作。近来有位郑某写了一篇，说是依据“国际公法”的“文明”标准，近代史百几十年至今，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西方都是对的，中国的任何反抗都是错的。今后也必须按这个“国际公法”“文明标准”办。老王惊讶的是，当年也曾不按照“国际公法”的“文明”标准，为中国民主党起草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査建国先生，居然也认定这篇是“理论彻底”“观点具有颠覆性”，“有功力有勇气”，能够“服人”的值得“极赞之”的文章了。老王指出，“中国民主党”似乎已经在被査先生“带路党”化了。有人说，这是“诬指”。不是。从整个反共右派“革命”精英的思想发展链条看，査建国对“带路”理论的竭力赞赏推荐不是偶然的，它确是一种反共右派“革命”精英在国内找不到“革命”支持力量焦虑失望，而不得不向外国政府外国军队去寻找支持力量的趋势。而且査建国已经在网上俨然越来越代替焦国标，成为他们的带路“讨论”领袖了。
其实，孙中山也曾因找不到足够的支持革命的阶级力量而焦虑、失望，把眼光和希望寄托于外国和外国军队。早期共产党特别是“国际派”也有这样的问题，损伤了中国利益，贻害至今。为此留下了他们的敌人至今骂其“卖国”的话柄。难道今日的右派反共“革命家”还要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反共右派们今天起劲地骂共产党历史上卖国，骂他们“黄俄”。但他们的意思不是“你历史卖国了，我骂你，所以我今天不能卖国！我们都不能再卖国！”。而是：“你历史卖国了，我骂你，所以我今天也一样有理由卖国！你别骂我！”大家一起竞争卖国吧。看谁卖得彻底吧。
根据这些历史教训，老王最近反复提醒右派“革命家”们：“打江山的才能坐江山”。人家外国政府外国军队来中国“打江山”虽然是你招来，但你只是轻松带带路，又便宜又安全，你不输送中国的利益给人家，让人家得到“打进北京”的足够投资回报（也就意味中国百姓苦难更深），能让你“坐江山”玩民主了？西方人喜欢说，“There's no such a thing as free lunch！”，哪有白吃的午餐。
201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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