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外的 唐晓敏 教授最近在凤凰网从文化的角度抨击“专制”，说“专制与文化为敌”。 唐 教授的逻辑是：专制与自由为敌，获取自由的手段是文化，因此，专制与文化为敌，或文化与专制为敌。但笔者发现， 唐 教授的逻辑里有错。
事实上，获取自由的手段不一定是文化，也可能是暴力。罗马时代的斯巴达克起义就是奴隶用暴力获取短暂自由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都是用暴力获取自由的。宋江领导的梁山伯起义，开始用暴力也是自由的，后来放弃暴力和被朝廷招安，就不自由了，虽然招安本身很文化。
既然获得自由的手段不一定是文化，自由和文化之间就不存在确定的必然的联系。有自由，不一定有文化。白毛女反抗黄世仁的欺压，孤身逃到荒山野洞和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社会“文化”。反之亦然，有文化，也不一定有自由。古代文化人司马迁写《史记》，是在被处刑和软禁的条件下写的，现代文化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也是在蒋介石军队的死牢里写的。宋朝皇帝重文轻武，文化修养高于唐朝，但自由程度不如唐朝。比如宋徽宗的书画艺术在中国皇帝中首屈一指，但他执政时，内有宋江、方腊造反，外有辽金侵扰，江山社稷和皇帝当得很不自由，而且最终是被金俘虏，在不自由中死去。所以，光有文化并不意味着自由，也并不能保障自由。
唐 教授说得对：“专制与自由为敌”。既然自由不一定意味着有文化，有文化也不一定意味着自由，那么，专制就不一定意味着没文化，有文化也不一定意味着不专制。中国的皇帝是专制的，但中国皇帝不等于没文化。在中国的皇帝中，文化修养很高的有的是。如上所述，包括宋徽宗在内的北宋五帝就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皇帝。宋朝皇帝不仅自己文化水平高，而且把“扬文抑武”定为国策。所以，专制者并非都是没文化或反文化的 暴 君。即使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反文化的专制 暴 君，但也给后人留下最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可见，即使 暴 君秦始皇也不是彻底的反文化，对人类文化还是有贡献的。更不要说三皇五帝以来一般的专制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了。
专制不一定反文化，而文化也不一定不专制。曹操不仅有武略，也有文韬，会写诗，文化水平很高，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为相风格是够专制的。北宋的蔡京、南宋的秦桧和明朝的严嵩都是才高八斗的文化人，但又都是大权独揽的专制者。古今中外文化专制的存在，更直接证明文化也会专制。汉代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明代朱元璋的尊崇道教而摧残其他宗教和民间教会组织，西方教会势力对哥白尼、伽利略和达尔文的迫害，乃至美国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和民主进步意识（包括对马克·吐温）的迫害，都是文化专制的例子。
专制，既可以与文化对立，也可以与文化相容。现代企业管理的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现代企业管理的体制，无论怎么改革，其核心始终是“专制”的即集权的。越是现代化的跨国界的大企业，这种以集权为主的管理体制就越是明显。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集权是现代大工业的需要。恩格斯说得好：“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现代化大工业是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现代化企业的分工和管理需要服从科学技术的权威。现代化企业不仅需要行政上的专制权威，而且需要思想上的专制权威，就是需要建立企业文化和从思想文化上维护行政上的基于科学技术的权威。我们可以看到，越是现代化的大企业，就越是重视自己的企业文化建设。像微软或苹果这样的大企业，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都十分重视建立一套公司文化来加强自己的专制权威。所以，企业文化对现代化企业管理的专制性或权威性的维护作用，有力地证明了“专制”和“文化”之间是可以相容的和相互促进的，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由此可见， 唐 教授把“专制”和“文化”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很大的误导性。按 唐 教授“专制以文化为敌”和“文化以专制为敌”的观点，凡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就应该反专制，而且应该无条件地反一切专制。不反专制的人，就不配做文化人，就不配做知识分子，就只配做愚昧的没文化的“屁民”或“贱民”。也就是说， 唐 教授的观点，在客观上起到了“号召”知识分子起来反对所谓“专制政权”的作用。可惜，只有没知识的非理性的和盲目相信西方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才会上当和响应这个号召，而且一个建立和巩固了60年之久的“人民民主专制（政）”，是几个缺乏底层民众支持的文化精英或知识精英说反就反得了的吗？做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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