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育工作者曹仙源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言:“平生与教育结缘,未分未解,亦难分亦难解。”在他相继出版发行的杂文三部曲《世象放言》<北京大学出版社>、《世象放谈》<大连出版社>、《世象放杯》<光明日报出版社>中,都有一个“兴教篇”板块,选编了他近百篇为振兴教育事业、指导教育实践而馔写的杂文<含教育序言>。我每次读来,都深深为其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品格和对教育实践的精辟见解所撼动,总觉得有话欲说,也应当说出来,以求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在曹仙源老先生诸多教育杂文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观点是: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学生不是摇钱树;学校不是唐僧肉,不是营利性机构;教师不是活包袱,教育不是赚钱的买卖。那么,学校是干什么的呢?老先生早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主持原益阳地区教委工作时,即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的“中心工作”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务求学校一切工作都要“以之为出发点与归宿点”,始终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使这个“中心”真正成为教育战线“切磋琢磨的永恒”、“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同心同德的团结纽带”、“求真务实的作风转机”、“承上启下的工作主线”、“奖优惩罚的实践标准”、“扶正祛邪的浩然正气”、“招能引才的举贤旗号”、“严肃纪律的强劲东风”、“三个文明的整体建设”。
老先生言出行随,他当时响亮地给辖内同仁提出了一个“行动口号”,即: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旗帜鲜明地、理直气状地、坚持不懈地狠抓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的全面大提高!老先生解释:旗帜鲜明,即不羞羞答答、含含糊糊休“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理直气状,即不躲躲闪闪、畏畏缩缩,勿“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坚持不懈,即不反反复复、停停打打,忌“朝三暮四,暮四而朝三”,“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决然“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全面提高,即不左左右右、偏偏倒倒,戒“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以基础教育为重点,普教、职教、成教统筹齐抓,普及与提高、为当地培养科技人才与向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兼顾共管,面向全体学生(“只只蚂蚁捉上树”),面向全部学校,面向德智体(美与劳含在其中)全面发展,面向综合能力(学习、劳动、用脑、动手诸效益)全面增强,面向整体效益(育人、社会、管理、规模、经济诸效益)全面丰收,不拘一格育人才。
老先生认为,唯上述“中心工作”与“行动口号”才是教坛“正音”、教育“正业”,乃“重中之重”、“要中之要”、“硬中之硬”,不可易撤,不容旁顾。正音高扬,正业大举,即为教苑兴旺标志。如何抓紧抓好这项“中心工作”,积极实践这个“行动口号”,实为各项教育改革的共同主题,概莫能外.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所以,老先生在为教育同仁著述所写的数十篇序言中,面对不同的声音,不管子曰诗云,他总是反反复复重申学校的这项“中心工作”,重提教育同仁的这个“行动口号”,始终旗帜鲜明、理直气状、坚持不懈,真正做到了讲不离口,写不离笔,风雨如磬,一已贯之。这就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的品格,体现的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执着,可歌可风。
老先生是过来人,回顾共和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痛感教育常被一些人当作橡皮泥捏来捏去,始之频频“变脸”,几成“四不像”,令其身在忧中不胜愁。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商风骤起,教育不再是“市”外桃源,大有把学校变成营利性机构之势。为了提醒同仁,克服教坛“钟摆现象”,他总是晨昏不辍,适时撰文,大胆放言,以期扶正导向,竭尽绵薄,让教育稳步、持续、健康向前发展。就此,不妨略举几:
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商潮贾浪汹涌,千帆竞发,万众争渡”的浮躁局面,不少人想到的不是教育这个根本,而“一心祭奉的是一个早上爆发的大款、大亨、大腕,倾慕于几个晃眼的现钱现物,祈求的是意外的易吃的果子”,一时“哪里顾得上教育这个‘本’?谁叫你周期长,见效迟!好像敝国的落伍不在科技、人才、教育,而是不会下海练摊”。其时,老先生大声疾呼:忽忘教育此“本”!指出“忘‘本’妄为,尽管某些地方的一些国民可能家积万贯,富得流油,但综合国力将依然低下,难得物质‘充分涌流’,整个民族的振兴则杳然无望”,从而正告:“不重视教育者必将成为千古罪人”!
眼见得“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书声琅琅的教育殿堂也破墙开店子,裁员办公司,凑钱跑南国,开课拣热门”,声称“将教育瞄准、推向、投入市场”,决欲“做到以教养教”之时,老先生忧心忡忡,奋起抵制,急呼“不妨下道“店”令,将商店赶出校门,让叫卖远离学校。随之又撰文拨乱反正,申述教育必须姓“教”,学生必须务“学”,“学校就应当是学校”,不允许“学校成学店,学人成商人”。为此,他又撰文呼吁“启用教育‘一票否决’权”,叫不重视教育的领导者让位子!
正当教育被滚滚商潮裹挟,坠入商店学一体陷阱而尚未跳出来的时刻,世纪之交又伴随产业的泛化,顿然刮起一股教育产业化狂风,扬言“做大教育产业化蛋糕”,甚至主张对高中阶段教育的“断奶”,且有成为一道“俏菜”的来头，真的是“一波还未平息，又一波来侵袭”！面对此情此景，老先生预感教育又要遭受一次折腾，忧心如焚，立即挥笔匡谬正误：
----首先，老先生承认：从社会分工和统计学的划分角度，教育似可列为第三产业，但它断断不是一般的寻常产业，而只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特殊产业。再说明白点，教育权且可称作产业，但绝对不能“得寸进尺”，离教育之经，叛教育之道，再来个产业化。盖因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凡事都应有个度，一旦跨越了这个度，连真理也可能变成谬误。
----其次，老先生指出：教育之作为产业，至少要辩正四点（也算是“基本点”吧）：其一，教育是战略产业，且是首位的；绝非无足轻重；其二，教育是特殊产业，“生产”的是人才，而不是器物，切忌混同一般；其三，教育是长线产业，周期长，回报迟，往往由前人“栽树”，让后人“摇钱”；其四，教育是基础产业，它服务于物质文明建设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其所创造的价值全然物化在所培育的人才身上。鉴于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示：“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效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再次，老先生明言：片面强调教育经济功能的所谓“教育产业化”，说穿了，就是叫教育企业化、市场化、商业化，叫教师自己养活自己，令教育成为不冒烟的工厂，使教育产品成为一种可以掏钱买卖的“消费”。可是，作为教育产品的“学校毕业生”与“学校提供的知识服务”，都是不可能当作商品上市的。否则校将不校，到头只会葬送教育！
----复次，老先生揭底：教育产业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把学生当作“摇钱树”，把学校看成“唐僧肉”，即“教育应该由受益者自行购买”，从而把学校蜕变为营利性机构，使教育成为赚钱的买卖。这不仅是对教育理想的背叛，也是给政府抹黑，让国家蒙羞（实为国耻），到头只会使民族元气丧失，自掘坟墓。这是要负历史的责任的！
----又次，老先生剖析：一些党政领导之所以热衷于教育产业化，就是想把教师当作包袱甩开，叫办学易主，落得无“校”无“师”一身轻。这样,他们就可以从财政支出中减去一个大大的负数,悄然换来“增长”,轻轻松松捞取风光、升迁的资本。这是对后人、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
----最后,老先生昭告:猫有猫道,蛇有蛇路,务求严格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唯“缘道理(规律)以事者,无不能成”。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告诫:千万别被那些视骆驼为肿背的“知识假里手”、“浅薄洛夫斯基”及“假洋鬼子”们所左右!
因此,老先生禀告:国之本在教,本固而枝叶茂,教兴则百业俱兴。如果把教育当作任人搓弄的橡皮泥,一味趋时媚俗,随风倒,顺竿爬,必然使教育再遭受一次折腾。这样,较之“一年树谷,损失一季;十年树木,损失一旬”,则教育“百年树人,损失一代”,定将令人悔之不及,不胜唏嘘!曾记否,“三面红旗万岁”时期的狂热,“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年代的胡闹,“唯有经商高”时日的躁动,;留给教坛的教训还不深刻、沉痛吗?我们的一些同志为什么就这么健忘?!
但愿长点记性,审时度势,以真正负责的态度,慎对教育。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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