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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勤德:搞好“姓社标准”大讨论

张勤德 · 2013-05-30 · 来源:乌有之乡
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这场大讨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核心问题,是承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标准的基本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坚持什么“姓社标准”的问题。

  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后,左右两派便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展开了争辩。

  贺卫方在微博中说:“十年浩劫已被中共中央决议彻底否定,何以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说?连那十年都不扣除?谁都清楚,如依照毛的路线和理论,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终结了文革,告别了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这种人为的‘前后统一’就是否定改革开放。”

  光明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的文章,说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前27年走的是“封闭僵化的老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是“晚年的错误”;还说近30多年是“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扬思远教授等对此进行了批驳:“习近平同志的‘两个不能否定’与党的历史问题基本文献的精神的确是不一致的。这本没有什么奇怪,《决议》的起草和通过是在十年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对重大问题的判断有历史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反而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习近平同志勇于理论创新,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历史感。”

  之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发表《说毛泽东时期一无是处 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一文[人民网,2013年5月13日],正确肯定了新中国前30年的六大成就。此文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猛烈攻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竟然把坚持毛泽东思想者咒骂为“毛粪们”。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和恽仁祥、李波等老干部;孔庆东、张宏良、司马南、韩德强、郭松民等著名学者;胡木英、苏铁山、凌孜等红二代;常海思、罗援、昆仑岩、朱和平、戴旭等軍界人土,通过发表文章、谈话等多种方式,实质上参与了这场大讨论。这样,便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如何评价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争论。

  这场大讨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核心问题,是承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标准的基本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坚持什么“姓社标准”的问题。看来,一场“姓社标准”的大讨论已无法避免。我们搞好这场大讨论,将会引起一次社会主义思想大解放,为今后斗争的胜利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假如我们打不好这一仗,导致“不问姓社姓资”思想[中宣部的李君如曾以在十五大之前向媒体吹风的架式大讲:“‘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18日]再次大泛滥,显然根本不可能真正搞好今年“怀念救星毛泽东,清除汉奸卖国贼”的主题活动,真正实现今后十年的拨乱反正。所以务必要充分重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为了把问题真正搞清楚,建议主要围绕以下几点进行讨论。

  [一]“三个有利于”和“四个坚持”到底哪个是社会主义的标准?

  “三个有利于”特别是其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姓社”即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断,实质上是站不住脚的。由于生产力事实上有个归谁所有,由谁管理,作为实现什么目的的手段,用什么方法发展的问题;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是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必然导致亡党亡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再说,由于大量出卖资源、拼命引进外资以及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内总产值有所增加。香港就是由于进行政策调整等原因,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如果看到这一点就说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对于国家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吗?可见,“三个有利于”是从制度所起作用的角度区分两种制度的,这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不全面。所以,只有既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才能说“姓社”。

  “四个坚持”作为“姓社标准”,事实上是人民群众一直公认、任何时候都颠扑不破的。所以宪法、党章和党的其他文献一直公开讲以下三条: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即在根本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四个坚持”,从理论、政策上讲是四项基本原则;从社会制度上讲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如果否定或者口头上承认但实质上背弃了这三条,从而造成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社会风气特别是党风长期地持续坏下去,就是背离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二]可不可以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前30年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这个时期的成绩主要有十条:

  [1]使工农大众一步登天成了国家主人。那时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商当代表的占70%左右;由于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强调在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相当高。这和改革后30多年间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使社会主义改革不断得到推进。例如,那时候通过对照搬苏联的“一长制”进行的改革,使鞍钢宪法得以产生并贯彻落实,便促进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3]使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几乎绝迹。

  [4]使我国成为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那时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5]使阶级敌人不断受到应有的打击。赵某某说:“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像他这样的走资派,现在并不少见。既然如此,怎么能说毛主席反和平演变的理论是左倾僵化呢?

  [6]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都得到大发展。那时科技战线很重视长远、整体即战略发展,使我国在搞出原子弹之后又以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并着手实施宇宙飞船计划;成功试飞了“运十”大型客机等等,这样我国的科技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几乎全部免费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基本上都能入校上学,甚至在大学里也占了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成为新文化的主体,工农兵的形象通过文艺改革占领了舞台。在对城市老爷卫生体制的改革中,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和基层,形成了合作医疗体制,出现了大批赤脚医生,使普通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大大改善。加上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促使中国人寿命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达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65岁。正如台湾著名人士李敖所说:“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这些,比山东大学教授孙经先经过反复核实所证明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因灾死亡的200多万人;比老部长张全景所说“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材料,因缺粮致死的是103.9万人”,显然都多得多。

  [7]使经济建设得到极大促进。那时高于西方国家一倍以上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被全世界公认为经济奇迹。连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都说:“从1950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李敖说:“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8]使我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都打出了军威、国威。

  [9]使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那时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群众参与共产党的“开门整党”,党员干部自然“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群众性的义务劳动能够经常、广泛地开展起来,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10]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时我国真心实意地积极支持世界各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革命的正义斗争,自然和许多国家特别是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谊。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兄弟国家抬进去的。

  同时必须承认,反右等政治运动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大跃进中犯了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文革中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这些错误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教训非常深刻,务必切实纠正,今后坚决避免。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实质上被当作浩劫全盘否定,而且被作为比资产阶级专政甚至帝国主义更坏的东西,用来妖魔化我们的党、我们国家、我国人民。在当前这一关键时期,西化派更加疯狂地把党和人民的唱红打黑说成“文革复辟”,把共同富裕说成“亡国之道”,把“红二代”说成“封建残余”,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说成“极左分子”,所以文革问题已无法再回避了,必须表明态度。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指出:“推动邪恶势力越抱越紧的是文革;造成进步力量散乱的同样是文革。”腾讯网推出了“如何防止‘怀念文革’的歪风”的专题,并以“你怀念文革吗?”为题,发起投票,结果怀念的是50392票,占投票数的78%,便说明讨论文革的时机正逐步成熟。

  对于文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给大学生讲党课时说:“我认为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这可以理解为,毛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出发点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从理论到实践都不能全盘否定,只是方式方法有错误。这个评价,和毛主席关于文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评价,差别不是太大。问题在于,这些错误毕竟是发生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之中的错误,是出发点很好,但方式方法不够妥当的错误;是一旦发现提出者往往能自觉、主动纠正的错误。因此,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评价,基本符合实际,能为多数人所接受。所以对此我们务必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绝不能有任何动摇。

  [三]可不可以说这次改革开放有一定成绩,也有严重错误?

  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挥私营经济的有益补充作用;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等,都属于改革的成绩。严重错误主要表现在:

  [1]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新浪财经2010年2月9日报道,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公布,200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28.3%,非国有企业占71.7%;原国家计委研究员刘日新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计算的结果是,各种国有企业的“资产为10.94万亿元人民币,占总计的22.2%”。由于集体所有制所占比重很小,外资和私营经济无疑已取代公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里明明说深圳“姓社不姓资”是因为公有制占主体,那么,怎样用这一条区分“姓社”、“姓资”呢?

  [2]造成了两极分化。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我国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可见,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低。“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主人公论坛网,2010年3月9日]。世界银行证明,“中国的基尼系数2011年已经提高到0.57” [《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第23页],几乎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广大农民工的工资30多年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下降的。所以,工人应得工资至少应当是现在的3倍以上。而平安保险公司老板马明哲的年薪则高达7000万元左右。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邓小平说产生了两极分化就是走了邪路,怎么用这一点回答现实问题呢?

  [3]培植了新的资产阶级。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既然如此,大私营企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所以新资产阶级的存在,不仅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连极右派也承认的。例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 邓小平说过,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失败了。失败了的亊情还能说不是严重错误吗?

  [4]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随着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目前雇佣劳动者已占工人的80%以上。至于人们所说的童工像白菜、土豆那样任由老板挑选买卖;窑奴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成千万的妇女被迫卖淫等等,更使稍有良知特别是有无产阶级感情者无法容忍。正因为这样,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这样,无疑谈不上工人阶级真正处于领导地位,谈不上真正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谈不上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怎样用这一条区分真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确实,从表面上看,“以前吃窝窝头,现在吃饅头,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一些人主张的补课式、附庸化改革是正确的。当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点,但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破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勒紧腰带艰苦奋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提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宁愿当代人吃苦头,也要给国家打下个好基础;是因为准备进行反侵略战争,使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陈毅那句“就是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的惊世之语,便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的情景。但是由于那时候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差别不大,而且起带头作用,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减口粮、吃野菜导致腿浮肿,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和社会秩序都相当好。再说,即使当时的生活再艰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旧社会强得多。

  现在确实天天吃饅头,但我们要看到以下几点:

  农田基本建设大多是那时候搞的;多套大化肥生产设备是那时进口和建成的[年产尿素1593万吨,可增产粮食1500亿斤左右];袁隆平的杂交稻是那时搞成的[也起码增产1000亿斤以上,仅这两项便可基本保证我们吃大米白面了];大批社队企业[后来被改称“乡镇企业”]是那时大办起来的;那时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多,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由于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以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现在所欠内外债数目惊人。引进外资约7万亿元,加上数以万亿计的股票、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际上2004年便达到了“负债13万亿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再加上公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超过14万亿元的债务,实际负债约近30万亿,即全国每个男女老少头上都有约两万元的债务。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内的许多东西是借来的。现在每年都进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国2007年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达59%”[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日]。

  我们本应生活得更好一点,但由于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国资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半年粮”,甚至连他们的猫狗都比我们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当一部分平民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

  只要我们真正到企业、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走一走;真正听一听平民百姓尤其是在新中国前30年打家底阶段作出重大贡献今天理应在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得到特殊照顾,理应在收入上每月增加千元左右补贴的下岗工人的呼声,就会承认以上基本事实的。

  俄罗斯今天的事实,也已使一些人警醒。一个权威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李慎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曾痛切地对他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以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苏共垮台时,我也抱着欢迎的态度。但多少年来,这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

  [四]怎样才算正确地理解和坚持“两个不能否定”?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正确的做法就是不能用补资本主义课的改革观,去否定那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建设方面的优越性讲的很少甚至成了禁区,相反“不问姓社姓资”即实质上走资反社成了思想解放的标准,使社会主义信念动摇、共产主义理想丧失成了相当普遍的现象。例如,今年五四青年节中国网发表的北京45所高校2035名青年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个人成才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生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对党的理论和信仰持有肯定态度的选项,那么,在其他学生中作这种选择的人显然会更少。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中高级干部对此类现象早已熟视无睹,相反却在全国各地邀请公开的汉奸卖国贼茅于轼去进行反华反共反毛反人民反革命的宣传鼓动。这和苏联党垮台、国解体时70%以上的高级干部倾向于资本主义,从而导致苏东剧变大悲剧发生的情况很相似。当时苏共特权阶层“追求”的已不再是单纯的金钱利益,而是长期霸占特权并传至后人。而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保证这一点。于是乎,在苏联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原本高唱共产主义赞歌的人撕下了面具。在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假共产党人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现在我国也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再不敢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不是鼠目寸光的庸人,便是心怀鬼胎的敌人。

  不能用新中国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就是不能用那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些做法,否定改革中所实行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发挥私营经济有益补充作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范围内的改革成绩,而只能否定它的严重错误。这是因为,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一直在宣传近30多年来的成绩,都是进行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改革带来的。而这“三化”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点。显然,这样宣扬改革开放的成绩实质上等于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正是近30多年越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信念越动摇的另一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更阴险的是,他们把实行资本主义“三化”造成的腐败增多、两极分化、社会不稳等等群众最不满意问题的屎盆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为实行西方国家普世价值的核心多党制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做准备。这和当年叶利钦打着反特权、反腐败的旗号推翻共产党和解体苏联时的情况也很相似。特别危险的是,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比当时的苏联不仅更多而且更嚣张。仅从相当多的精英帮助美国在中国推进已被大量事实证明有害的转基因主粮商品化;南方报系和炎黄春秋杂志敢于在十八大提出反对走改旗易帜邪路之后公开鼓动搞西方式的宪政;中央政府的智囊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当多的干部成为通过在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一公开承认接受美国资助的机构等等单位拿西方国家的钱,干卖国求荣的勾当,不但一直逍遥法外反而红得发紫,便不难看出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再不敢讲改革的严重错误,不是糊涂虫,便是披着人皮的豺狼。

  当然,在以后的历史阶段里,我们要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新的实践,全面推进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就是说,我们在“科社复兴运动”中,既要坚持新中国前30年的基本制度,又不可照搬过去的一切;既要批判打着改革开放旗号走改旗易帜邪路的邪改派,又不能全盘否定近30多年里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和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挥私营经济有益补充作用等等改革成绩;既要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勇于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创新,从而创造出即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21世纪特点的真正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里列举的四个问题,只是这场大讨论所涉及基本问题的一部分,随着讨论的深入和更多人的参与,涉及的问题就会多起来。李慎明大声疾呼:“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大家为毛主席讲点公道话,对这些恶意攻击,特别是大家心头的疑问,都要给予恰当的回答才好,否则中华民族、中国、中国共产党必然都是一场大灾难,‘中国梦’实现不了。” 这是因为只有毛泽东思想[包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才是救党保国的旗帜;只有群众路线即一方面党内健康力量真正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真共产党的领导下敢于和善于推进大众民主[去年的“九月爱国运动”、今年长沙的“新五四运动”,就是大众民主的表现形式之一],象毛主席说的那样使兵民成为我们的胜利之本,才是救党保国的最强大力量。所以只要我们搞好这场大讨论,使之成为一次社会主义思想大解放;只要我们敢于支持和联合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更重要的是紧紧抓住兵民这个胜利之本,积极、主动、充分地相信、依靠、发动群众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就必定会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这个有特殊意义、对人民特别有利、具有关键性的2013年,打个大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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