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发生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毛特意重提他与刘少奇在1943年关于人性的争论。当时毛批评了刘的看法，认为“私”并非人不可改变的本性。人只有社会性，那不过是社会经济结构影响的结果。他相信用“公”去占领人们头脑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毛之所以重提人性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是毛刘之争、社资两条道路之争的核心。
人性本自私，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假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在社会中活动的一切个人，都是为利益所驱动的，如果面临不同选择，人人都会按照个人物质(经济)利益最大化模式作出选择。而当每个人只为自身功利而最大限度地自谋，通过冲突和抵消，结果最终达到平衡，反而最有利于公共利益。这也正是后来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哲学基础。
这个假定会受到共产党人，受到一切宗教家以及各种理想主义者的嘲笑。为某种抽象道义目标和理想主义价值而奋斗的人，常常作出违反个人利益的选择。例如格瓦拉，他放弃在古巴革命政权中的高位而赴身丛林，这难道是一种经济理性主义的选择吗?
当然，自由派可以反驳说，切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自私的。社会无法改变，正是因为人性无法改变。哈耶克说，个人利益只有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秩序，即无政府状态中才能保证。他这样讲时，甚至背弃了近代的社会契约论。他忘记了霍布斯的话：在这种无政府的自由秩序中，人对人都将成为豺狼。哈耶克所幻想的自由经济秩序，既不是西方国家的现实，甚至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自由派认为，存在某种特定不变的“人性”，而人性天生就是自私的。人是以特定方式“自然地”行动的动物。正像狼的本性要厮杀，羊的本性是挨宰，男人的本性则是侵略、专权、竞争和贪婪(同样，它暗示，女人的本性是驯服、柔顺、恭敬和被动)。假如人类天性好斗，那么努力改进社会是没有用的。事情总会归于老样子。革命“永远是失败的”。
但其实，“人性”随社会而异。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竞争被视作理所当然，但在许多以前的社会里却几乎不存在竞争。当科学家们早先想给北美苏族印第安人做智力(IQ)测试时，他们发现印第安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在答题时不能彼此帮助。他们所生存的社会强调协作，而不是竞争。
再拿竞争来说。当爱斯基摩人第一次遇上欧洲人，他们对任何“战争”的概念都一无所知。某个人群设法消灭另一个人群，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疯狂的念头。
在我们的社会里，父母热爱和保护孩子被看作“合乎自然的”。然而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把婴儿丢在山里，看他们能否在寒冷中生存下来，才被看作“合乎自然”。
“不变的人性”论无法解释重大的历史事件。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辉煌，罗马或印加帝国，现代工业城市，被拿来跟欧洲中世纪住在泥屋里的农民等量齐观。
很多人接受一种不同的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强调通过某种方法有可能改变人类行为。正如马戏团里的动物能够被训练得跟在丛林里的表现相当不同，因此，支持该观念的人说：人类行为可以同样被改变。它声称，只要合适的人主宰社会，“人性”就能被转变。
这个观点比起人性自私论自然是进了一大步。但它无法解释社会作为整体如何能被改变。假如每个人都完全受当前社会的条件限制，那么任何人怎样可以高升到社会之上并看出如何改变条件限制的机制?是否存在天降大任的少数人可以魔术般地免除那支配着其他每个人的压力?假如我们都是马戏团里的动物，那么谁会是驯狮者?
抱此理论的人，包括斯大林和刘少奇，同样以宣称社会无法改变而告终，要么他们相信变革由社会之外的事物来造成，比如由上帝，或某个“伟人”，或个别人思想的力量。他们的“唯物主义”把一个新版的唯心主义从后门放了进来。毛相信人民自身就是上帝，而斯大林和刘少奇认为，干部决定一切。
还有一种唯物主义观点把世间所有的苦难归咎于“人口压力”。(18世界后期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最早发展了这一理论之后，持此观点的人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者)。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譬如美国焚烧谷物，同时在印度人们却陷入饥饿，也不能解释为什么150年以前美国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来供养一千万人，今天却可以供养两亿人口。它忘记了，每张额外的需要供养的嘴，同时也是一个额外的能够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人。
马克思把所有这些错误的解释方式称为“机械的”或“粗糙的”唯物主义。他们都忘记了，人类既是物质世界的一部份，同时也是行动的，并以其行动改变世界的活生生的人。(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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