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于光远同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披露的材料，一些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华国锋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标准》)表态，承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法是错误的，成为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际下台的一个原因。
查《标准》一文，是胡耀邦同志组织中央党校、《光明日报》社若干人员，改写南京大学某教师的一篇文章而成。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即华国锋同志结束访朝行程的次日，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虽然规格显赫，但名不副实，只是把真理标准这个哲学常识再讲一遍。一篇讲真理标准的文章，如果用党报特约评论员的规格发表，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就不仅仅是理论行为，同时也是政治行为，而且，通常被认为是党的指导性政治行为。但是人们知道，中央并没有决定实施这个政治行为。显而易见，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党的政治行为，而是胡耀邦等同志的个人政治行为。胡耀邦等同志能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实施某项政治行为呢?可以的。但他们不能冒用党的名义，来扩大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力。在党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能把个人的政治行为提升为党的政治行为。因此，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公开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政治行为。真理标准是共产党人的“官盐”，这是确定的。可是这个“官盐”又是这样的不确定：在一定条件下，它也有可能变成“私盐”。一些反共精英把胡耀邦同志说成是中共的“政治良心”，恐怕是高看了胡耀邦同志。
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列常识，直接比对中共当时迫于形势采取的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政治决策(当时的形势是，四人帮倒台后，各种政治势力重新组合，不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中共即有分裂的危险)，说这个严肃的政治决策不符合真理标准，说白了，是将哲学命题与政治策略混为一谈，将哲学原理庸俗化，实用化，搞哲学条条指挥党。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胡耀邦等同志对林彪搞庸俗化、实用化的一套，曾表示深恶痛绝，可是他们也不能免俗，自己搞起来也是驾轻就熟。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好邻居，好伙伴，好同志，胡耀邦同志的历史结局写得很明白。
值得庆幸的是，依靠全党的团结和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中共因势利导，还是坚持了真理标准的“官盐”身份，并没有发生分裂。三十多年过去了，鉴于于光远同志在其公开披露的有关材料中，有夸大胡耀邦同志个人的历史作用的倾向，我们今天来指出《标准》一文的另一面，也许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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