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阅读那本关于依附发展的书时，自己油然而生一种感想：如果那本书译毕后就能出版，我们国家的经济之途很可能就不会演变成结构性重大问题，不会扭曲成几成积重难返之势。
后来慢慢才领悟出：不尽然的。
我以另一本书为例来说明。
1979年成立的“巴黎小组”，在1980年出版了其成果《世界面临挑战》。中译本是在198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后来还转由三联书店出版。我手头的一本，即是1985年10月三联版第二次印刷的。此后还有没有印刷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新版也不清楚，仅三联版的两次印刷，因数就达到6.3万册，应该说，量是很大的。
而这本书质疑的观点，我们不是在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在毫不犹豫地做吗?
书中引用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的观点，它说：“人们曾认为，经济增长能够解决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P106)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报告有一个基本的结论，“造成巨大物质消费的经济发展时代持续了三十年之久。这个时代已行将结束。”(P368)这里所说的三十年，是指上世纪二战后的三十年，作为修辞，它说的是概数，如果要“量化”，就是指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吧。又是三十年过去了，在中国，“这个时代”结束了吗?
IMF在1980年的第一份报告中作出判断：“刚刚结束的七十年代，向我们揭示了这一明显的事实：在八十年代，我们必须对生产结构、生活方式和发展概念等进行改革。国际体制已经崩溃。”(P370)三十年过去，我们回顾，会发觉我们的三十年是在义无反顾地在这个“崩溃”的体制内活动。
有人也许会说，因为中国在开始走这条路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严重后果。也许吧。我甚至可以举出一个小例子来证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印象中，上个世纪的后二十年里，我们主流声音中有“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的告诫。问题是，我们确实是在走有过之无不及的污染之路。近年来，在这个曾经美丽的国土上，污染已然成为了大面积发生的事实。这是长期累积叠加的效果。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有两个“连续多年中央第一号文件是讲农村问题”的时间段，仅从形式上看，说高度重视毫不为过。而在这一进程中，恰恰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复位的过程和农村深度地走向凋蔽的过程。
还有，卫建林先生的《历史是谁的朋友》一书，是在新千年之初在国内出版的，其分析之透彻令人叹为观止，拿来与现实比对，令人扼腕叹息。——那时，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恶化程度要轻得多。
并不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国资委不是信誓旦旦地宏言：要大力促成国有企业优质资产的海外上市吗?什么叫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其政治和经济的意义在哪里?某些人士可曾思考过?——他们想的不过是企业一词、表面的经济利益词。是他们缺乏起码的思维能力吗?我看未必。就像长期从事政党研究的中央党校教授(很抱歉，再次拿中央党校的某些教授进行说明)把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等量齐观一样，是他不懂得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一浅显的道理吗?
不是很多人讲过、在讲公平、正义吗?回避阶级分析法，“形而上学猖獗”的人们，视人民群众为乌合之众坚定地秉持精英立场的人们，他们所讲的公平正义，除了空洞的煽情外，遮掩的是资本的逻辑。同样的词汇，却包藏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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