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审员们逐渐认识到他们必须‘处理中国这个问题’…我们为此考虑了好几年：谁是合适的异见者呢?…[刘晓波是]人权的普世象征”。—戈尔•伦德斯塔德 (Geir Lundestad)，挪威诺奖委员会秘书长
国际社会已经有了一些改变;因为这个颁奖，他们开始愿意做更多的…[这个奖] 也鼓励了异见者们集中力量;在此之前，群龙无首，也没有策略和目标，但是现在我们有零八宪章和刘晓波。” –杨建利，旅美异见者
在关于异见人士刘晓波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问题的争论中，人们只听到两种主张。中国政府辩称刘晓波是中国法律的阶下囚，因此不配获奖。 刘的支持者则认为他主张人权和民主，因此理应获得诺奖;无论他之前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而正是他反抗中国威权政府的英勇立场导致他入狱，为他赢得了足够的政治声望。 国际媒体几乎全部持这一立场。 据估计，在短短的三周之内，仅仅在香港就有超过500篇关于刘晓波的文章发表，而只有大概10篇左右对刘或和平奖进行了批评。
很多中国人并不认同这样二元对立中的任何一元。这就需要考虑第三种立场：即中国政府不应该囚禁刘晓波，但他也不配获得诺贝尔桂冠。中国政府没有理由囚禁他，它所需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尽可能了解他的政治观点。大多数的人将会得出结论，即他根本不值得称颂。
我们认为刘晓波不应该获得一个本应授予和平人士的奖项，因为他对和平没有贡献，非但如此，他热烈地支持战争，而他所支持的战争存在着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此外刘还主张中国经济的私有化，而这将会急剧减少中国人(他对中国人抱有极大蔑视)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他甚至可能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选举民主的坚定支持者。
刘晓波长期地鼓吹中国全盘西化，同时支持美国主导的战争。2010年西方对“强硬的中国”(assertive China)的担忧达到高峰，在这个语境中，刘晓波的这些立场使得西方政治与传媒精英最终选择他为中国自由派的推动者。在刘晓波被囚禁之后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判们将他树立为“人权的普世代表”，而且也使他这个人物和他自己的政治历史脱钩。 达赖喇嘛在1989年已经被授予了和平奖 ，于是英国《经济学人》周刊说道“刘先生则作为一个汉族人献身于中国本土的政治” 这个完全由挪威人组成、并且支持北约的和平奖委员会因此将刘树立为中国的英雄，因为他可能会扮演苏东剧变前的获奖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列赫•瓦文萨的角色。对刘的美化和对中国妖魔化，即试图将中国和纳粹德国相联系，是同步进行的，并且主流国际媒体几乎完全没有对刘的政治观点进行分析考察。
刘晓波的新殖民主义愿望和对战争的支持
1988年，一个香港记者问时年33岁的刘晓波，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可以实现真正的历史性变革。刘回答说：“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他悲观地说：“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在刘的眼中，殖民主义并不是去发展(de-development)，反而是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正面先兆。在2006年，他积极评价了日本侵华留下的遗产，尤其是大型工业企业和铁路网。谈及日本对中国东北长春的占领时，他说“‘小日本’真把咱长春当自己家建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战后日本民主是中国的模范并且斥责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日本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悼念包括战争罪犯在内的战死者的纪念馆)作为恢复中日元首会面的前提“极端不可理喻”。
同样在这次采访中，刘坚持认为“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真理对于他来说就是“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即西方政治精英为全世界开出的药方，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还在继续支持与其友好的威权政权。 刘还说“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并说如果英语好些他会选择和中国根本没有关系。他宣称，最悲哀的事情就是语言的局限性使他不得不和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即中国的文化知识界。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主义的热潮中，刘对中国文化下了他的判决书。1989年刘晓波批判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文化遗产，认为其没有足够地宣扬个人主义，“没有明确私有财产对个性解放的重要意义，”却宣扬了公有财产。而没有私有财产的法律保障这都是毫无意义的。
刘晓波不仅仅支持美国式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他还将中国的问题和中国人种质量联系起来。同样在1988年的采访中，他论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批判该片没有足够强烈地提倡西化。他说“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 哈佛学者林同奇指出，刘晓波在九十年代初的一本书中 就表现出“对中国人民族性的尖刻批判”。 在另一本书中，刘赞颂了西方哲学成就之后，总结到“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刘晓波的同情者辩解说他的“殖民三百年”说法只是即兴的表达。然而其实不是。在2006年，他告诉同一份杂志他不会收回1988年的言论，因为他仍然相信这一点。因此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秘书长戈尔•伦德斯塔德所说的刘“对此言论后悔”并不准确。 刘还说中国的进步取决于西化，越西化则越进步。 他的殖民愿望大概可以在日本右翼分子那里找到共鸣，这些右翼分子为日本的殖民史辩护并且表示要求释放刘晓波。
刘的新殖民主义愿望与他对美国领导的战争的拥护和支持是一致的。尽管被授予的是和平奖，但刘晓波于2000年代中期发文赞扬了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领，并回顾性地赞扬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他认为，“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世界，几乎与一切践踏人权的政权对抗……美国所卷入的主要战争，在道义上都有可以辩护的理由。” 关于冷战中的美国角色，刘晓波认为，
…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把在国际上推广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及其制度安排，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为此，美国一方面积极经济参与战后的欧洲和亚洲的重建，帮助德国和日本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取得令人钦佩的道义资源;另一方面又全力遏制共产极权在世界的扩张，先后卷入朝鲜战争、台湾海峡的对峙和越战。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刘晓波高度赞扬了乔治•布什在对伊战争中的作为，谴责了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对美国战争的支持不足。他说：
克里抓住伊拉克的现在困境大做文章，但布什在反恐上的卓越作为，绝非克里的诋毁所能抹杀……无论倒萨的行动要冒的多大风险，不行动的风险将更为巨大，二战和9•11就是明证!…无论如何，倒萨之战是正义的!布什总统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同一年，刘晓波向人们宣告：
无论恐怖主义者是多么猖狂，无论伊拉克的形势是多么不稳定，更无论爱国愤青对我这样的美国支持者多厌恶，我对对萨达姆的战争的支持不会动摇。正如我在战争开始时相信战争的胜利，我对于自由联盟的最终胜利和伊拉克民主的未来仍然抱有信心。即使美英联军遇到更困难的挫折，这种信念不会改变。
根据林达•杰文的说法，刘晓波至少到2006年还一直支持伊拉克战争，而当时世界上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大部份民众已经转为反对伊战。 刘所支持的美国战争没有支持民主，却与此相反：美国的战争支持了不受欢迎的、腐败的和反民主的政权，就如同当年在韩国和南越，或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些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草率处决和酷刑 ——这远比刘晓波在中国威权体制下受到的待遇差得多。
刘晓波的主战观点甚至与美国一般民众的观点相抵触。尽管美国是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在那里主战的宣传尽可能地肯定战争， 但是2005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无论针对哪个国家，73%-7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该使用武力威胁来“推广民主”。2007年的调查显示，5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其他国家的领袖是危险的错误观念;我们不应该尝试用我们的价值来改变别国。” 2010年8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9%的美国人不认为美国在伊拉克发动战争是正确的，而37%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 2010年11月的调查发现，5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该进驻阿富汗，而44%的人持肯定的态度。
刘晓波还一边倒地赞扬了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他将巴以冲突都归咎到了巴勒斯坦方面。例如，刘晓波说，“回顾以色列刚刚建国时的中东战争，以色列是在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作战，战火是由阿拉伯人挑起”以及“在巴以冲突中，决不会出现一方激进而另一方克制的局面。所以，要想破坏和谈，只有一方率先做出激进攻击就足够了。而巴勒斯坦人就常常是率先挑衅的一方”。
简而言之，刘晓波是典型的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者。 他的政治观点应该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和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所憎恶。
零八宪章：选举民主与自由化
在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中，他呼吁中国采取西方政治体制，并且提出要将现存的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私有化。 这些想法都会损害而不是巩固中国人的人权，而这种人权是不能和采取西方制度划等号的。
刘晓波与民主
西方媒体普遍而明确地将刘晓波作为选举民主的提倡者：一份著名的报纸头条封他为“民主的殉道者”。 这可能同样是不准确的。选举民主是与普选权相关联的，零八宪章上也呼吁“一人一票”。然而刘晓波本人的倾向似乎并非如此。根据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澳洲作家林达•杰文(Linda Jaivin)所述，刘晓波并不支持全民普选：
刘晓波要求民主，但是他告诉过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同时也是我们共同的好友，简•麦卡特尼( Jane Macartney)，他不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条件实行“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在这一点上，他和中国政府观点非常相近。
由于刘晓波寻求中国向选举民主的剧变，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给予了他数十万美元资金。 。刘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如果中国立即采取选举民主，中国人民的境遇将有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个前景预测是很可疑的。研究显示，在那些向选举民主转型的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法治并不一定随之出现，反而出现低度发展和高度不稳定。选举民主既不能带来善治，在这种条件下甚至不能自我维持。
选举民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生存下来——印度。但是在经济和社会状况方面它远远落后于中国。 印度的自由民主不仅保护精英的财富和权力，并且滋生严重的腐败，与中国的威权体制并非有天壤之别。 此外，它境内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克什米尔地区和东北部数万少数民族和教派民众的死亡。 在寻求社会进步和新的发展道路的时候，我们应该超越威权资本主义或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视野。因为威权体制在国际上已经普遍地遭到谴责，那么就有必要警惕刘晓波把自由民主当作万灵药。
尽管刘晓波显然反对选举民主的必要条件(普选)，并且如上面所讲，他也反对和平和人权的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仍被授予了和平奖。他与世界上其他明确坚持这些理想而值得获得此奖的无数政治囚犯不同。然而西式民主的支持者鼓吹侵略战争、占领和谋杀镇压而仍然被推崇倒也并非不平常。
邹容和汪精卫都是近代中国这样的例子。一个多世纪以前，他们都是热情支持民主的年轻知识分子。邹容“要求即刻废除满清帝制建立美式民主”。 1903年他被上海租界法庭关押进一所英国人控制的监狱，两年后在监狱去世。 他的畅销作品受到了他所推崇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启发。 在书中，他呼吁比照美国宪法创制中国宪法，同时他也要求实现种族屠杀：邹容声称如果中国人能够“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 角之满洲种……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 他也被奉为英雄，而中国民众很少有人知晓他的政治全貌。 汪精卫是支持民主的同盟会的主要成员，冒了生命危险推翻清朝，也曾被清朝所囚禁，但他同样反满。在20世纪20年代，他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主要国民党领袖，但1939年时他又成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 因此有很多声称是人权信徒的人，而持有与人权不相协调的观点 ，鼓吹战争、合理化占领。而刘晓波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刘晓波和私有化
刘晓波和其他零八宪章的作者对于私有化的支持是他们受到西方政治精英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刘和其同伴宣称他们希望有“公平的”私有化，然而不论是在所谓“后共产主义”和“改革中的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几乎从来没有“公平的”私有化。刘和同伴所宣扬的是伪平民主义的市场乌托邦，即在生产数据“公平”私有化以后，允许市场“发挥其魔力”。这种观点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已经失去了信誉，私有化的结果逐渐被大多数遭遇它的人们所鄙视。
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导致了公共财产被政治寡头大量盗取，变得极其不受欢迎。 在200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三分之二的俄国受访者选择了“在私有化中失去的比得到的多”，而只有百分之五的人选择相反。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俄国人希望全部或是部份修正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私有化。 一项在28个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每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受访者和全部两万八千受访者中的百分之八十支持对私有化的某些修正，包括对私有化的既得利益者增加税收或对私有化财产的全部没收和重新国有化等。
在印度，2006年一项关于自由化和自由化政策的调查发现：
印度公众大多数(62%)相信1991年后的政策“只使富人受益”。穷人中持有这个看法的比例高达68%。民众大多认为公营服务应该保持公有。67%-71%的人希望政府运营电力、供水和医院……
了解经济政策的人群中反对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比例双倍于不了解政策而持反对意见的比例。 私有化在拉丁美洲同样不受欢迎。
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不平等导向――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还只是故事的一半。 研究表明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对经济增长、国家实力和对产权的保护都会有负面的影响。 私有化在中国就使一些官员富了起来、而往往导致了工人劳动条件和待遇的下降。一项关于中国企业私有化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私有化是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极少考虑公平与正义原则。” 分析人士承认中国主要经济部门的私有化是不受欢迎的。
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研究表明，私有化对发展有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贫穷农民的社会状况。 中国的农田为村集体所有，农户拥有15-30年的土地使用权。当人口发生变化时，使用权在村庄内部进行调整才能保证土地使用的公平。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土地集体所有是妇女享有平等土地权利的必要条件。中国农村广泛实行婚后从夫居，因此保证嫁入村庄的妇女拥有与其他村民一样的土地使用权利就变得十分重要。
至少在本世纪初，农村土地分配还能保证一定的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量无地农民的产生，为一些流动到城市的农民提供了后路。 农民基本上还比较认可这个土地制度本身。
许多近郊农村在近年的城市化热潮中遭遇了征地。土地经常通过强制和低估价值的过程被征走。65%的农村集体抗争是由土地纠纷引起的。在这场保卫自身权益的斗争中，农民利用了现有法律并组织集体上访活动，而这些活动有时甚至是由村干部带头的。 与其说农民要求的是土地私人所有制，毋宁说他们要求的是更多的土地补偿款。实际上，土地的集体所有使得他们能够进行集体抗争。
刘晓波等人根据他们的市场乌托邦理念，假设私人所有制会有利于农民对抗征地或者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土地补偿。但是在印度，土地私人所有制却没有从这些方面帮助农民。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自独立以来，大规模的发展项目使两千一百万到五千万印度人迁徙。不幸的是，长达五十年中，发展导致的强迫迁徙一直与不成功的安置和复原工作所导致的不断增长的贫困如影随行。协商、赔偿和复原安置往往是不充分或非常不充分的……
即便在私有产权的世界堡垒美国，长期以来，私人财产可以因为公共目的而被征用。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甚至裁定，如果有利于发展，例如扩大城市税收基础或制造就业机会，私人财产也能够因为私人利益而被征用。
土地私有化能够迅速导致土地集中和大量无地农民的出现。因为进一步的私有化极有可能加大已经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研究显示绝大多数中国人反对这种不平等。 著名的农村社会研究者，如温铁军、李昌平、贺雪峰，都未发现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情况。
诺贝尔奖的政治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的一个相关博客指出了“诺贝尔委员会和它附和者在对刘的了解上不够用功，” 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似乎并不了解——或是有意忽视了——刘晓波本人的政治观点。这其中包括刘对于那些严重违反人权的战争的支持，以及他所鼓吹的一些政策“药方”，而这些政策恰恰可能会导致中国民众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的倒退 (为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所包括)，甚至可能将进一步损害中国民众的政治权利。
然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并不像大多数人所设想的那样中立和普世。该委员会并不包括和平及人权研究的专家，而仅仅由来自挪威国会中五个主要政党的代表们所组成。所以假装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与挪威政府没有关系是愚蠢的，因为它与组成现任政府及有可能组成下任政府的各政党有联系。和平奖委员会各成员所代表的这些政党本身就曾赞成过伊拉克战争或阿富汗战争， 而委员会负责人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曾敦促挪威增加派往阿富汗的分遣队。
《日本时代周报》的前任编辑岛津洋一(Shimatsu Yoichi)曾写过关于亚格兰的文章，这位挪威的前首相、外交部长和国会发言人，现已是欧洲委员会的主席。 他“支持与华盛顿的强力联合，以保证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他的政治生涯可以用他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亲密关系来定义”。亚格兰曾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联合国可用于阻止暴政的工具，就像我们在巴尔干所做的那样”。他是指1999年由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塞尔维亚进行的空袭;然而美国空军的研究显示，在这场战争中，对于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清洗并未减少，而是增加了。 据岛津洋一说，亚格兰在挪威的对手曾评价他为“挪威的小布什”。
挪威政府长期以来给自己打造一种进步的形象，而挪威也常常被认为是爱好和平与支持人权的典范。正是这一成见确保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合法性，忽略了它很大程度上与诺奖捐助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意图相背离。 然而，挪威政府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均派遣了军队。当美国侵略伊拉克时，挪威国防部长声明，挪威不会保持中立并将与美国大量交换情报。 自2003年到2006年，挪威向伊拉克派遣了150名士兵，据称是“维持稳定的力量”一部分，与英军合作在巴士拉附近清除地雷及做一些工程工作，而不是美国领导的合作部队的一部分。 挪威向阿富汗派遣了700名士兵，主要参与作战。 这使得挪威成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28个成员国中按人口比例派遣士兵最多的一个国家， 尽管2010年8月的民意测验显示49%的挪威人希望政府能撤回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挪威政府无视很多挪威人的反对，主要以军售的方式促进了战争。维基解密2010年发布的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档案显示，挪威制造并售予美军的武器，史瑞克车载保护远程武器系统(Stryker vehicle-mounted Protector Remote Weapons System)以及地狱之火直升机载空地导弹(helicopter-born Hellfire air-to-surface missile)，导致超过201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及498人受伤。在一次使用挪威武器的致命袭击中，两名路透社的记者身亡。
挪威政府损害发展中国家的侵权行为并不仅限于它对非法战争中的贡献。它曾被指控为了获得海底钻探和捕鱼权，乘索马里政府不济之时，否定了索马里维护该国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法。 挪威有很多民众高度认识到和平与人权的重要性，但是挪威大部分政治家不在此列，而恰恰是这些人组成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
如果说刘晓波不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样也可以认为，这个委员会并没有资格以去授予它，因为组成委员会的五名白人政客来自于一个小国，其政治体系对和平的贡献被显然高估了。毕竟，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早前曾将该奖授予杰出的战争制造者，比如亨利•基辛格，巴拉克•奥巴马，后者上台后使阿富汗战争升级。
中国与纳粹德国的类比?
在关于刘晓波获和平奖的报导上，西方媒体中出现的一个普遍主题就是将他与1936年授予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的和平奖相模拟，当时这名记者被纳粹德国监禁。同刘晓波一样，当局不允许冯•奥西茨基的亲属代表他到奥斯陆去接受该奖项;与奥西茨基的情况类似，刘晓波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后，一个替代性的奖项也被炮制了出来。在这一模拟中，西方媒体把冯•奥西茨基作为先驱，将中国与纳粹德国联系起来。 然而，把刘晓波比作冯•奥西茨基是错位的。刘晓波极力支持美国在过去六十年中发动的主要战争，而奥西茨基是支持和平的。其实，可以真正与奥西茨基案例模拟的是因为从事裁军的社会民主活动被某些西方国家投入监狱的政治犯;那些与冯•奥西茨基相似的人是诺贝尔所期望的获奖者。
冯•奥西茨基是名和平主义者，他曾担任过德国和平联盟(German Peace Society)的秘书长。 尽管他获奖的消息宣布后，他赞同“德国在欧洲获得合理的利益”——暗指建立大德国(Greater Germany)——冯•奥西茨基长期为和平而做的工作足以使他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他最著名的行动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德国秘密重整军备违反了《凡尔赛公约》。这导致了他被民选上台的魏玛共和国政府拘捕，1931年以“叛国罪和间谍罪”为名入狱18个月。11个月后冯•奥西茨基被释放，得益于魏玛政府大赦8500名政治犯的特别条款，在这一条款中，他作为“在出卖军事机密方面有罪，而在个人私利动机方面无罪的人”被释放。1933年，纳粹掌权终结魏玛政府后，他重新被捕。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冯•奥西茨基因为集中营的制度使他的心脏情况恶化，正在一所受警察监管的民用医院里就医。18个月后辞世。
诺委会于1936年把1935年的和平奖追溯授予冯•奥西茨基的举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两名诺委会成员辞职，因为他们正在或者曾在挪威政府任职。出席其他奖项颁奖典礼的挪威哈康七世国王，避开了和平奖的颁奖典礼。这一奖项分裂了公众观点，并且被保守派势力责难。挪威首要的保守派报纸《挪威邮报》(Aftenposten)在社论中争论道，奥西茨基是个曾经“在希特勒上台前就违反法律”攻击自己祖国的罪犯，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长久的和平只能依靠遵守现有的法律来获得”。
和平奖授予冯•奥西茨基后，纳粹禁止德国公民接受诺贝尔奖，并创造了一个“德国国家科学和艺术奖”(German National Prize for Science and Art)，但它与中国2010年匆忙出台的“孔子和平奖”(Confucius Peace Prize)完全不同。首先，“孔子和平奖”毕竟以和平为主题，尽管第一个获奖的是著名的台湾政治人物。其二，大部分的受提名者并不是中国人。 “德国国家科学和艺术奖”并不是为了和平，因为和平与纳粹意识形态相冲突。而且它只为德国人设置，其中三分之二的获奖者都活跃于制造战争和参与种族灭绝。
1990年，冯•奥西茨基的女儿寻求推翻对她父亲的判决，在德国有些人组织了一个运动支持她的努力。1991年，作为这项运动的一部分，甚至有一所大学更名为他的名字。然而，第二年，德国联邦法庭的最终裁决维持了对冯•奥西茨基的定罪。虽然法院认为冯•奥西茨基所揭露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的行为的确是违法的，但它在维持原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判决的声明中陈述道：
每个公民都有保守祖国秘密的义务，执行现存法律的努力只能通过利用相关的国家机构方可实现，而永远不能通过向外国政府申诉来实现。
简单地说，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德国法院保守了这一原则，即泄露关于本国错误行为的信息，可以被合理地判处入狱。
与冯•奥西茨基相反，刘晓波从未为和平努力过。他支持的那些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往前看，还有朝鲜和越南战争)大量地侵害了这些国家民众的政治和公民权。 刘晓波在中国全力争取的彻底私有化将会比中国政府已经推行的各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更严重地损害中国老百姓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私有化在所有后共产主义社会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受欢迎 。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的是，刘晓波也从未赞成过在中国实行普选制 。
如果刘晓波与冯•奥西茨基不可模拟，那么至少还有两个案例可与奥西茨基模拟。两个案例都发生在有民主选举的国家，美国与以色列。美国一等兵布兰德里•曼宁(Bradley Manning)于2010年被捕入狱并面临最多52年监禁的判决，尤其因为他“散布、传播国防信息，并将其提供给未被授权的信息源头”，例如，将一个美国阿帕奇直升飞机扫射伊拉克平民的视频提供给维基解密(Wikileaks) 。曼宁曾表示，他希望他所提供给维基解密的材料能够引起“全球范围的探讨、辩论和改革” 。
另一个案例是以色列的莫迪凯•法努努(Mordechai Vanunu)。法努努曾是以色列迪莫纳核电站的技术人员，该核电站是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重镇。因为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于1986年向英国〈星期日泰晤士〉(Sunday Times)报提供了关于核电站的信息。逃往国外之后，法努努在罗马街头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并被送回以色列。他被判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入狱18年，其中11年单独监禁。2004年法努努获释，但必须遵守许多的条件，包括禁止离开以色列和禁止与外国人交谈。他数次因为违反第二个条件而重新入狱，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与一名挪威人交谈而入狱三个月 。尽管他被国际特赦组织命名为“政治犯”、不仅受到挪威律师委员会支持、而且数次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并获得数个其他的和平奖项，包括2005年挪威人民和平奖，但法努努向挪威政府提出的政治避难却被拒绝，因为挪威担心向法努努提供政治避难会影响它在中东政治中的地位 。2010年12月，法努努因为在推动裁军方面的努力而获得了卡尔•冯•奥西茨基国际人权联盟奖章。但是随后奖项不得不被取消，因为法努努无法获准离开以色列领奖 。
因此，将刘晓波与冯•奥西茨基模拟极不恰当。刘晓波为战争辩护，而冯•奥西茨基为和平入狱，正如今天的曼宁和法努努一样，他们一个在监狱服刑，一个在被长期监禁之后依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方的政治和媒体精英们为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镇压而惊惧不已的时候，他们却对法努努和曼宁所遭遇的或者即将遭遇的比刘晓波更严重的镇压却讳莫如深。一直积极反抗加诸在他身上的持续镇压的曼宁很可能终老狱中。曼宁的案子可能会波及到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前者被判间谍罪，后者可能获判同谋罪 。
同样，曼宁在“世界上最好的民主政治”国家中的监禁条件也大大差于刘晓波在威权的中国所获得的监禁条件。实际上，刘晓波在法庭庭审上就称赞了他在候审期间受到的待遇。而曼宁没有任何犯罪前科，并且在判罪之前本应假定为无罪的情况下，被当作“最高级别被拘留者”而被单独拘禁，在狱室中被持续监视。监狱甚至拒绝为其提供枕头和被单 。如果曼宁没有被禁止接触新闻广播，他也许会发现美国政客，包括一位由共和党提名的2012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和众议院首席情报员，呼吁对曼宁执行死刑 。
法努努和曼宁都为和平做出了牺牲。尽管有人认为刘晓波是为人权做出了牺牲，但是他对违背和损害人权的战争的支持表明他显然不是那么回事。
在2010年和平奖的喧嚣中，除了将刘和奥西埃茨基进行直接比较外，另一个将中国和纳粹德国等同的话语手段就是如美国政府支持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声称的，中国政府试图“阻止中国人接触他的文章”。 刘的作品目前在中国的书店中买不到，但情况并非自1989年他入狱后就如此。一家官方的出版社发行过一本批判他的书，但是其中“包含了他的一些最杰出的声明和文章，后者被全文转载…谁都可以购买。” 除了1996-1999年三年多的“劳改”，他经常可以在中国活动。例如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的学者冯崇义说过：
2003年刘晓波被选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主席，并在任期内切实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联合作出了努力，这一直坚持到2009年他被捕。他一直在加强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并一起筹划准备了包括零八宪章在内的许多协调活动 。
一个西方非政府组织声称刘晓波之所以不为人熟知，是因为他被“官方边缘化和封杀了”， 这意思是说如果大多数中国人有机会知道刘的话，人们就会对他的观点感兴趣。 在和平奖公布之后，一小队举着海报标语的示威者聚集在北京的地坛公园庆祝他获奖。示威者喊了很多口号，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当局干扰。目击了示威活动的美国通讯社记者说这个小型的示威“表明了中国异见团体的困难境地。在中国政治活动分子圈外，刘晓波几乎不为人所知。步行和骑自行车的路人没有因此停下脚步，他们漠视这里的示威”。
在中国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知道刘晓波。在2010年，中国最重要的实时通讯软件QQ的一个管理者估计中国14亿人种有10%的人知道刘晓波。 在大学生中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约15%的被访者知道刘晓波和零八宪章。 一家官方报纸的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大城市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刘晓波”。 考虑到刘晓波是一个政治人物，这些比例并不算小，因为在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对政治言论没有限制的国家–人们的政治无知是很普遍的。 因此，这些调查结果不能表明这是一个纳粹般镇压个人及其观点的案例。而在纳粹德国，政治异见者的支持者们会被投入监狱，并且常常遭到谋杀。即使是拥有少量的持反对意见的著作，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尽管刘晓波被不合理地关押，他的支持者和读者们大体上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他在中国的支持者们仍然在赞扬他，并且呼吁释放他 刘晓波的有些作品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包括09年审判他用的材料。
另一个通过刘晓波将中国与纳粹德国联系起来的话语手法是暗示中国政治犯泛滥;美国国务院所声称的好几万人的数字 一再被提起。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数字，而中国政府的批评者们提供了一个小很多的数字。方励之，一个旅居美国的长期不同政见者，也是刘晓波的支持者，最近说，“据人权组织所称，全中国有1400名政治、宗教、‘道德’犯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教所中。” 方励之的数据，可能来自于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中国政治犯数据库，该数据库列出1383个政治犯的名字。名单的罗列者推测，实际政治犯的数量会更多。 但即使实际的数量要比这一数字大上几倍，它也很难达到纳粹的水平。在纳粹德国，人口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然而自1933-1945年间，却有大约一百万德国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包括“几十万名政治犯”。 此外，在中国的政治犯中，很少仅仅是因为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而入狱的。刘晓波得奖的提名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美国笔会中心负责人克瓦米•阿皮亚(Kwame Appiah)曾说过，“因行使国际人权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而入狱的中国人的数量……今天我们只能鉴别出数十名因言论入狱的人。”
今天，即使是一些民主选举国家也被控有相当数量的政治犯。 据印度的政治犯释放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估计，2008年印度有“超过10,000名政治犯，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上升。” 尽管很难确定这些数字的精确性，但至少有一名印度政治犯可以与冯•奥西茨基作模拟。2008年，一个印度法庭指控森医生(Binayak Sen)协助了恰蒂斯加尔邦的毛派起义分子，帮助一名他在治疗的犯人将纸条传递给了监外人员。沈恩医生否认这一指控，并且说他在监狱里的行为都是在狱方的持续监视下进行的。国际和地区人权组织谴责印度当局对森医生判决是“一种政治裁判”，他们注意到森医生曾经批评一个由政府组织的治安维持会为了财团在当地开矿而杀害平民、清洗当地的土著居民的行为。森医生自2004年以来担任公民自由人民联盟(People’s Union for Civil Liberties)全国副主席，并且支持非暴力，同时，他认识到毛派起义分子的抱怨与他们受压迫的情形相关。当森医生入狱时，设在美国的全球健康理事会授予他2008年的乔纳森•曼恩全球健康与人权奖(Jonathan Mann Award for glob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以表彰他为穷人和原住民小区所做的服务;22名诺贝尔奖得主写信给印度政府，批评对森医生的监禁，并要求释放他，使他能亲自去领奖。他们的信阐明了森医生是因为行使基本的人权而入狱，以及他是基于与国际人权法相悖的国内安全法而受起诉。不用说，森医生被禁止去领奖，并且在2010年12月，他和其他两人因为“叛国罪和反政府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结语
2010年授予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可与40年前授予曾经入狱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获奖相比。支持索尔仁尼琴作为自由象征反对苏维埃专制政体的评委会，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选择性忽视了索尔仁尼琴的经典反动观点。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威权主义和对犹太人的敌意，公开抨击美国在越南战争不够尽力，责难国际特赦组织过于自由化，支持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弗朗西斯科•弗朗哥。 由于获得诺奖，对于不了解他所持观点的人来说，索尔仁尼琴成了英雄。
诺贝尔和平奖是个政治奖项。 确实，2010年10月26日戈尔•伦德斯塔德在牛津大学讲演时说“我可以说决定谁应该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政治决定。” 它支持某一类政治。它持续地被吹捧为反映了“普世价值”，但委员会的行为破坏了它在这方面的价值。二战后，正如挪威诺贝尔学院理事所说，诺奖委员会大多数时候选择“那些大声反对在莫斯科和北京的共产主义独裁者的人”。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认识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在冷战时期的角色，并因此拒绝接受1964年授予他的文学奖。他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中，诺贝尔奖是为西方作家和东方反叛者而保留的勋章。” 这一功能在刘晓波获奖事件上继续发挥作用。如果不考虑中国崛起，成为唯一可能与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比如挪威)的领导――进行战略竞争的国家，就无法理解颁奖给刘。
也许，世界应该有另一个和平奖，一个更具有世界人民的代表性的、更多地致力于和平和人权的，来替代现在这个。如果真的实现了，我们建议提名那些反对非法战争的人，比如法努努、森医生和美国兵莱德利•曼宁。由于参与了维基解密公布伊拉克战争的行动——向维基解密提供了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向伊拉克平民开火的录像，曼宁被捕入狱并面临审判，那架直升机装备的正是挪威制造的地狱之火导弹。
西方政客和媒体会毫无疑问地继续将刘晓波奉为名流，无视他对于战争的推崇和他有损于中国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的政治方案。但是如果精英圈子以外的人们知悉了刘晓波的观点和政治活动，刘和诺贝尔和平奖本身必将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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