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日本京都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错觉：似乎是到了某个中国的古都，建筑、街道、古迹、牌匾、语言、文字、景色，乃至行人的面孔和服饰，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这种感觉，拉近了日本与中国的距离。李大钊当年留学日本时，就曾写下著名的黄种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人田，青年，青年，切莫黄种同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可见，即便是经受了日本的侵略，很多中国人对同文同种的日本依然充满了善意的期待。
但实际上，对日本的了解稍微深入一些，就会发现，日本与中国的相似只是表象而已，两国的不同才更具有本质意义。
1987年访日期间，一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乘坐公共电车时，看到身边一位老者颤颤巍巍，我立刻起身让座，岂料这位日本老人非但不感谢，反而面带怒容，拒绝就座。我当时不太理解，过后想一想才明白，这恰恰是日中两国文化的一个本质性差异。中国人同情弱者，扶老携幼被中国人视为义务和美德;而日本人崇拜强者，瞧不起弱者，给老者让座等于把对方置于弱者地位，老人不高兴也就不奇怪了。我认为，此事虽小，却具有见微知著的文化涵义，从中可以窥见中日两国文化价值观的显著差异。
《孙子兵法》被中国人奉为兵学圣典;但一些日本军事思想家却不以为然。比如，日本第一部兵书《斗战经》就说：“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认为《孙子兵法》中的种种智谋和韬略，如“五事七计”、“奇正虚实”、“用间”等等，都产生于对强敌的畏惧。《斗战经》甚至自大地认为，中国兵法重视谋略不是用兵的正道，日本兵学主张的“正攻战法”才是用兵的法则。其实，孙子的谋略并非惧怕敌人，而是文化特性使然。与日本人的强悍好战，多以实力战胜敌手不同，中国人并不好战，而倾向于智取敌手，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以较小代价取得胜利。这是两国文化的差异所在，一些日本人不了解这一点，故而产生误解和偏见。
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本质上与中国不同，加之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经历，使得日本与中国的差异更加显著。他们奉行强者的逻辑，倾向于武力解决问题。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善于以强大火力实施强攻，力图中央突破，一举解决战斗。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反其道而行之，一般是避实击虚，先打弱敌，善用迂回包围、侧击袭击战术，完全是另一种路数。
由此看来，中日两国文化实际上是小同大异，形似神异。中国文化树大根深，受西方影响小，“黄皮黄心”;日本文化树小根浅，受西方影响大，“黄皮白心”。具体说，日本文化是融合了中西两种文化的混合物，中华文化为其表，西方文化为其里。文化上的本质性区别，造成中日两国形近实远，两国人对待同一件事情的认识理解往往大相径庭，相去甚远，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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