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以公有大同的价值观作为核心信仰的入世学说教法。儒家大同思想在《礼记·大同篇》有明确表现。在此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儒家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论语·季氏》第十六篇中，得到阐述：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在这里，儒家圣师孔子，明确指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稳定基础，这是儒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人类经济发展水平，是随着科技发展而逐渐发展的，多寡是科技与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均与不均，则是政治经济所有权制度与分配制度决定的。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的明确的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纵观历史与现实，很多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都与政治指导思想背离这个原则形成财富两极分化而造成，不得不深思!
儒家的原旨政治经济学体系，围绕着核心的公有大同的价值观与社会理想而展开。在经济制度上，为了实现公有大同的社会理想，提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原则，以一家之私，实现天下之公，避免被官僚利益集团所私有化。而王土则以“井田制”或“均田制”而平均分配给百姓耕种。井田制是儒家早期设计的经济土地制度，以公田作为职业官僚的俸禄来源。到南北朝北魏拓跋宏开始，隋唐继承的均田制，则是井田制的变化，以田税代替公田。中国儒家的经济制度，随着井田制的瓦解而瓦解，晚唐开始进入土地彻底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儒家在政治制度设计上，以君权天命为核心，以君权来作为百姓分散的个体权力的集中代表，制约官僚体系的权利，围绕儒家核心价值观社会理想，制定出三纲五常八德礼仪法制制度。儒家的政治制度，本身是为维护儒家的经济制度服务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指导思想的国家政治制度保证。中国历史上，随着均田制在晚唐的瓦解，经济上私有化，特别是宋代开始，土地完全私有，自由买卖，儒家经济制度瓦解，而政治制度的虽然继续保持，形成君权控制下，官僚体系与地主资产阶级主导社会的集权资本主义制度，仅仅保留着儒家的政治形式。而这种没有对外掠夺的资本主义，内部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过大，国家凝聚力降低，宋代之所以国家富而不强，农民起义最多，就是这个原因。真正的儒家政治经济制度时代，实际上在晚唐均田制瓦解以后，就结束了。原旨的儒家，从那时候起，也就被边缘化，以后兴起的儒家，基本都丧失了儒家的核心经济学思想，结合了宗教的一些奴化思想内容，成为官僚与地主阶层的工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犬儒。
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后世的贵族儒学中，被官僚贵族阶层有意识的淡化。如同他们有意识淡化儒家原旨的公有大同核心价值观一样，是为了维护其官僚贵族特权。历史上英明的帝王深知此道，会采取抑制豪强的政策，减少贫富不均的程度。但这样的帝王，会被掌握了知识文字权的官僚贵族妖魔化，诬蔑为暴君暴政。汉武帝、王莽、朱元璋、雍正、毛泽东，都是因采取了抑制豪强的政策而被贵族的跟班文人咒骂。而辅佐帝王执行政策的改革家也会被他们诬蔑为奸臣，比如董仲舒，王安石，张居正，田文静。。。。。贵族儒学因为其阶级利益而阉割了儒家思想，抽出核心价值观与政治经济学思想，只强调形式上的三纲五常，弟子规范，舍本逐末，造成中国历代王朝在官僚贵族把持下，因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而不断的改朝换代，造成巨大损失。
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反而在民间千古传承，底层民众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卑微，天然的继承了这个儒家思想。历代底层起义，都是以“均贫富等贵贱”作为口号。从这一点上来看，古代的起义，也是原教旨儒家与变质的贵族儒家的思想交锋!
“均贫富等贵贱”作为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已经深入中华民族大多数人的血脉，这也是中国人在上世纪初，欣然接受西方马列共产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皆因二者有着共鸣共通之处!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如何继承传统儒家真传教旨的思想，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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