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说到各个职业、阶层的含金量排序，毫无疑问首推公务员(官员)。多次大型民意调查的结果，都证明了公务员这个职业在国人心目中的份量。
公务员职业看似收入不高、自由度有限，但由于其“进阶”的职业“官员”一职，可以享受各种或明或暗的特权与隐形收入，因而使之在国人的职业评价体系中，当之无愧居于榜首。这些特权与隐形收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各种公款支付、职位消费支撑了公务员的日常生活，使他们虽然收入不高，却能享受类似富裕阶层的生活，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私人再有钱，花起来也是能省则省;花公家的钱则不同，为了排场、面子，可能是尽量多花。由公款消费支撑的各种高档饭店、礼品店、休闲场所，充分证明了此点。在这方面，一些官员的夸张，只有个别极其张扬的富二代可与比肩。
其次，由权力带来的各种隐形收入。这又可导致三种效应。一是官员权力的利益相关者为官员及其家庭成员的日常高品质生活买单，具体表现如：吃饭有人请、出门有人开车接送、家里日常用品有人送……其效用与公款消费类似，但形式更灵活，方式、额度更无顾忌。二是直接权钱交易，接受利益相关者的行贿，这可以使官员突破个人收入和财富的上限，向富豪阶层看齐。曾有评论指出，如果算上官员个人及其家庭的隐形收入，中国大陆的各个富豪排行榜都要推倒重来。三是权力带来的精神性收入，掌握公权力的人，只有人求己，没有己求人，见人高一等，自然而然会产生精神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曾有亿万富豪抱怨称：钱赚得再多，与哪怕小小一个副县长聚会时，座次也要排在对方后面。
再次，直接贪污公款，目的同样是突破个人收入和财富的上限，向富豪阶层看齐。无论受贿还是贪污，都是违法行为，不属于正常的职业收入范畴。但由于受贿和贪污在今日中国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国人在计算职业的含金量时，已习惯将其包括在内，就像在计算导演职业的含金量时，会将其“潜规则”演员和准演员的方便计算在内一样。
正因以上种种理由，公务员在今天中国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各地每年公务员招聘考试时的惊人场面，印证了此点。甚至有小学生在回答个人志愿时，称最大志愿是“做贪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结构是社会存在的极其重要方面。
现在，习近平却正在改变这种社会结构，改变公务员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向腐败、向特权宣战。这同样是从三个方面入手的。
首先，以“八项规定”为核心的党风、政风、官风整顿，正在重建整个公务员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当官员们发现，吃饭只能自己在家做，出门只能坐公车，日常消费只能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支出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被彻底改变了。这个职业也因此变得不再那么令人羡慕，含金量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当面对其他阶层尤其是工商富豪阶层时，官员们不再有优越感，不再能够俯视甚至可能还得仰视之。
其次，可以称之为雷霆万钧的反腐行动，堵塞了大多数官员突破个人收入和财富上限的门径。无论贪污还是收贿，现在的风险之大都前所未有。用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话说，已初步做到让官员“不敢贪”。
再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权力透明化的拓展，官员的权力正在被压缩，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而且也是最难推进的工作，但前景已经展现。即使现在的进展还有限，但权力已经开始受到限制的官员们，又只能拥有略高于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衣食住行一如普通市民，他们的优越感何在呢?
种种迹象表明，公务员这个阶层正在社会结构的位置上开始滑落，很快就将由第一跌至第二，落后于工商富裕阶层;甚至很可能进一步跌至第三乃至第四，落后于娱乐、文艺行业的明星以及科技、人文等知识行业人员，因为后二者在个人收入、财富和名望方面的上升空间更大、更广阔。
对于几千年延续“官本位”的中国来说，这无疑将是一场深刻革命。国人见证的，将是一场社会结构方面难以逆转的变革。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带来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面貌。这种变化的深刻性及其历史意义，远远高于一场场具体的反腐成果。因此，即使在轰轰烈烈的反腐背景下，也几乎可以称之为“于无声处听惊雷”——当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时，中国就已经被改变，历史也已经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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