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白求恩大夫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前线参与救死扶伤，迄今中国人民仍在怀念着他。最近，关于一位美国眼科医生自愿在中国行医达十年之久的感人事迹在网上流传着，他的中文名字称作康南 。
中山大学眼科中心教授康南 (Nathan Congdon)
“不管怎样，我没办法否认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方面，我所有培训是在美国做的，所以基本上我是美国医生。但是我将来的大部分目的都在国内。”康南医生所说的“国内”，指的就是中国。他已经习惯用这种一般中国人才有的说法。
“来到中国，是一种缘分，也是从小的梦想。”这位美国医生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他13岁时，康南全家搬到夏威夷，在那个多元化城市里，他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在自学了几年中文后，1983年，康南第一次来到中国北京。“我记得北京天安门，很大的一个地方，很宽的马路，全部都是单车，都是自行车，像河一样，像一条蓝色的河。我骑上自行车，穿得跟别人一样，我不再是一个外国人，我好像有点归属感。”
1983年，康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
后来，康南在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后，又远赴英国考取了剑桥大学的硕士，研修的却是中国的明清小说。那些年，康南陶醉于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这些研究让我深入地了解中国，知道得越多，我对中国就越着迷。直到现在，我还坚持。”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康南揣着500美金，第二次来到中国。
他来到一个农村走访。“大家都对我很好，也对我非常好奇。全村子的所有小孩子都冒出来了，要看看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次中国之行，进一步坚定了康南留在中国的想法。但他意识到：要想在中国长期生活，仅研究汉语和中国文化是不够的。究竟留下来做什么，康南反复比较了自己面临的几种选择：“当记者，我想做的和他们希望我做的，可能有点不一样。给外交部工作，代表美国，不是代表中国，也是会有点冲突，我生活会有点复杂。我觉得，我当医生可能会最好。因为政府就变成了我的合作伙伴，没有什么冲突，我们都有一样的目标。”于是，他选择了弃文学医。康南又回到美国，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完成了严格的医师培训，最终成为一名医学院教授。
2006年，康南终于第三次来到中国，成了中国眼科界唯一的“洋大夫”。到中国当大夫没多久，康南发现，他看到的情景已经和前两次来中国不太一样了。
康南谈及现在与以前的变化时说：“(中国)国内没有那么尊敬医生，没那么佩服、没那么信任。这种彼此不太信任的态度，我觉得越来越普遍。当医生的有很多的挑战。病人不满意、不舒服、不高兴，投诉、打医生这种问题，比美国要普遍一点。”
作为“洋大夫”的康南医生，不仅真切感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经常挂在嘴边的“医患矛盾”，也开始寻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病人不一定会信任医生的原因，就是怕医生要赚他们的钱，彼此不太能够沟通，这个问题当然重要。这倒不是中国有这个问题，我觉得美国也有。”“我们要坦白地承认，目前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质量不够好。还有，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愿意投资不少的资助、不少的钱去改善医疗体系，问题是有的时候投资方法不一定是效率最高的。”但是，让康南惊叹的是，正是在他来华的十年间，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医保体系，覆盖了98%的中国民众。“在美国最近有好几年的冲突，才能够给大概多15%的公民纳入我们的医疗体系，给他们提供医保，这我觉得不好。”
在康南的家里，挂着两幅已经泛黄的那个特定时期的宣传画，这是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在网上找到的。当卖画的人得知他是住在中国的一个外国眼科医生，对这两幅宣传画的意义又那么看重，便慷慨地将这两幅价值近千元的画赠送给了他。“这两个我都特别喜欢。特别是‘为农民服务’的那个，我特别重视这种想法。”其中一幅“为五亿农民服务”，这是当年无数中国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康南最珍贵的中国记忆。
康南买到的老宣传画：“为五亿农民服务”
今年是康南来中国当医生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间，除了完成大量教学、科研工作，康南也干起了“赤脚医生”的活，只要有时间，他就往农村跑，免费给农民看病，培训县级医院的医生。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院长刘奕志讲到：康南更喜欢去西部，或者是广东，那里也有很多贫困县。
2008年康南和女儿在广州街头举着“祝愿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的牌子
让自己的一双儿女了解中国、爱上中国，最好长大了也能留下来工作，这是2008年康南带着全家到广州当大夫时许下的心愿。这一年，奥运火炬传递到广州，康南自己做了一块“祝愿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的牌子，在广州街头，让女儿高高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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