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期间，在某城一广场上看世界游泳锦标赛电视转播，盛夏的广场，即便晚上也是热得要命，然而，观众似乎看不出有焦躁的情绪，泳池中的水就是观众的清凉剂。
在小将孙杨手触终点获得800米自由泳金牌的那一刻，整个广场沸腾了，所有的人都只有笑脸。
激动，掌声，欢呼，都很单纯，没有左右，没有利益，孙杨不用给任何支持者支一分钱奖金。
观众所有的情绪表达都只有一个原因：我是中国人，我爱国。
回到宾馆，打开一本旧书《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里面记载了全国各省市支援战争的明细帐目，还有刚建国没来得及享受太平生活的老百姓争当志愿兵的激昂场面，更有母亲目送儿子上战场的英雄壮举，就连资本家也争相捐款、捐物、捐战争装备。凡此种种，原因也只有一个：我是中国人，我爱国。
走在大街上，看不出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乃天然的是非之地，人与人之间的触背碰面亦不存在恩怨情仇，认识的，陌生的，都是匆忙的，谋生之路，没有闲扯。视线转到网络，情形便大不一样，骂娘的，操脏的，红眼的，抹黑的，灭祖的，看情绪表现，要什么就有什么，没有男女之分，没有长幼之分，没有善恶之分，没有地域之分，如若不是实名，张三很可能在北京的网上莫名其妙地污辱他在广东的老爹。
这网络上都吵些啥事?无非票子、房子、上学、看病、土地、吃喝嫖赌、伦理混构、异同畸恋等烦心事儿，所有诸如此类的烦心事归根结底就是个利益问题，有利益分化就有争论，有争论无非是想改变格局。人类危机说千道万，无非皆物质危机，所谓精神危机，其实仍为物质危机的衍生物，不平衡的物质格局总会有不平衡的精神异化，精神异化后的结果就必然产生一群与世不合的精神分裂者。万不可言道四书五经治下的封建中国没有精神危机，不但有，而且大得很，物质撑得越厚的那部分达官贵人，精神越是高危病体，只不过，经书本身的虚伪性掩盖了其精神危机的真面目，他们聪明地把没有精神危机的那部分个体死死地钉在“贱民”架子上，出了危机，就怪贱民乱世。不解决物质失衡的顽固矛盾，试图以国学来解决所谓的精神危机，必定是一个现代化笑话。
在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比较可笑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物质利益之争正高度地虚名化和极端化，“爱国”标签的乱涂乱帖已经传染到社会各个阶层，连执掌权柄的中书、尚书、军机们也断不了俗套。
对于组成国家元素的人民，无论你宣传还是不宣传，99%的成分爱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即使其中经常破口大骂部、厅、处、科的那些所谓极端人士，其绝大多数的内心仍然装着“我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抹不掉的灵魂概念，倘有召唤，他们的枪口也是会瞄准敌人，至于1%的那部分不爱国者，本就不该成为社会对抗的主流，因为这样的人于世界各国都有。
实事求是地讲，近十来年，本人也一直混迹于改革方向的利益之争漩涡之中，几经打压每不回头，然而，这并不会让我得出“打压我者皆不爱国”的荒唐结论，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无法公认的前提：我的行为是否属纯正的爱国?说到底，我也是站在部分人的立场说话，其中不免带有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成分，阶级利益之争也是我参与论战的根本原因，对手或管理者也有其自身的利益要求。
光明正大的定位于“利益之争”比打着“爱国”旗帜论战要正义得多，网络，本身只属于思想交流的平台，把其作用定位在民间最为合适，利益诉求之争，无论你把哪一级管理者抬出来做谁爱国谁不爱国的裁判都显得不合事宜，因为任何一级管理者自己都有可能不是爱国者，甚至有可能就是卖国者。管理者最看重的是自身地位和它所代表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形象本应由人民来评判，石敬塘、张邦昌、吴三桂和汪精卫都曾是管理者，然而，他们于中国的历史定位是确定要打上“耻辱”的标签。管理者只有权依法管理，判断的标准是民意多数，无权滥发“爱国”的帽子。
随着形势的转变，“爱”这个字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爱”的后面到底该组什么词有极不确定性，嘴巴爱国的人，心中到底爱着什么是很复杂的，甚至是很虚伪的，把“国”字换成官、钱、党、名等都是可能成立的，而只有“爱国”更具有欺骗性和最能主张利益的正义性，以至于达到泛滥的程度，然而，它可能是非正义的。
很直接地说：如果诸事皆祭出爱国的大旗，以此来罢官、治人、封博，造神是可以成的，但梦终究要破灭。神宗好功，求变急切，虽借王宰相变法维新，终因“才不胜职”之辈太多毁了盛世美梦，后成为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缥缈之中。于今而言，治网决非治人，更不该罪异见者，正义的判断决不能由一方认定，因一己之利恶化舆情环境，十载能成，百年必朽。“造饭有理”的口号都曾可以大胆地喊出来，网评的尺度放大点又有何妨?
无论是左右之争还是其它各类政策辩论，本人主张全回归到“利益之争”这个本源上来，阶级矛盾就是利益之争，本属民族内部矛盾，一旦把爱国极端化，就立即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把偶然事件上升必然事件，局部问题瞬间就会变成全局问题。反过来看，当整个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和一种论调时，贻害无穷的全局性矛盾很可能又被隐藏了起来，因为，部分人可能会走向“宁信有鬼，不信真相”的自我封闭保护态，完全看不到全局性问题根源。
神宗失控源于有志无胸，左不能忍韩琦恋旧，右不能通变法梗要，“流俗派”、“变通派”、“蜀派”各行其事，相互排斥，一有坠落，满盘皆输，纵有三百贤臣，也不堪诸罪圈罚，朝争野斗呈熊熊之势，你弹我劾，不问对错，皇上一言九鼎，朝中尽留庸位，人民对当权者，由期待转向怀疑，由怀疑转向迷惑，由迷惑转向愤怒，由愤怒又转向恐惧。如此一来，情势渐变，空待外族伺机而入。
万事有危就有机，如果被危恐吓致设想以牛蛋护体，机就会瞬息即逝，如果能正确地分析危情，机会就在眼前。国内危情在哪?国际危情在哪?网络危情在哪?各种危情的原因是什么?是执政者漠视意态所致还是利益失衡所致?抑或是因不爱国庸官的乱作为所致?如果说中国思想引导有危机，一定得分析清楚危机的典型路径有哪几条，一定得弄清楚各自的代表人物是谁，弄清楚了这些关键问题，然后组织力量驳斥谬论所在，用最客观的证据及时告诉多数人真相、真理是什么，让多数人认清事物的本原，做好了这些，不怕危情，更有机会。说实话，意态危情的根源大家都很清楚，但并没有人愿意动大树、动根子，把匕首扔向蚂蚁可能是最简便的选择。
历史反复告诉后人：禁愈严而传愈多。“黑名单模式”是可以做到一网打尽，是可以斩尽杀绝，然而，十年后，二十年后，五十年后，谁来定案?“哲宗销，徽宗购”的悲剧万不可重演。国是搬不走的，形势是可变的，爱国者就是爱国者，爱国者永远占多数，这不是仅用权力就可以随意界定的，历史对很多争论都还存在着变数定义。
民意永远是散乱的，但为政者必须是清醒的，言路不通必定致民智不开，民智不开必定致国家不兴，将言路上的碰撞施以法责是大不智之策，马列理论指导下的国度如果回避马列的根本精神，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能臣功臣从来都是用来打击的，但最终的受害者是施害者，人民从来都是不能得罪的，谁得罪，谁一定要承受代价。我无法确定谁的额头应该贴上“爱国”或“不爱国”的标签，但我很清楚地看到了一批专门从事贴标签工作的队伍。
就思想论战一役而言，最大的爱国是：让绝大多数国人团结起来解决好现实问题，并共同担起国家振兴的重任;最大的不爱国是：制造群体撕裂，用窝内斗葬送国家振兴的希望。
舆情工作建议：涉外要狠一点，涉内要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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