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又来了，贴一篇我的旧作)
五中全会刚结束，基辛格又来中国了
中共十八大后，中美之间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何为“新型大国关系”?似乎没有确切的说明，对此，美国人也在琢磨。既然是“新型”的，处于探索之中的不确定也属正常。换一个角度说，“新型”也等于说不同于以往。按照西方世界以往的惯例，新出现的大国往往要与旧大国在武力上发生挑战和冲突。这一惯例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提出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日本，在西方世界已经畅行了二千多年。当今世界，中美之间恰恰属于新旧大国的关系。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不想变成西方历史上的那副样子，否则还叫什么“新型”?
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历史中便很容易得出与西方不同的结论。在几千年历史中，中国从来都是领先的大国，从来都是被赶超的对象。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埋头苦干赶超别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自秦始皇以后的二千多年中，中国一次次面对后进国家或民族的赶超，一次次面对其他新崛起国家的武力相向，中国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二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大的受害者。中国从自身的亲身感受和经历出发，最不愿意“修昔底德陷阱”在自己身上重现。从中国“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哲学出发，中国当然也不会对别人采取这种手段。
比较而言，中国受“修昔底德陷阱”之苦已有二千多年。美国在经济上当世界老大才一百多年，此前的英国只不到二百年。英美担心自己遭遇“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情，全世界唯有中国才最有资格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充分理解和体谅他们脆弱的心脏。与中国相比，英美当世界老大毕竟太嫩，遭遇“修昔底德陷阱”也就一两次。因此，发现一点可能再次遭遇的新苗头便十分紧张，管它是不是，先谴责先防范再说，明显看出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经验不足和过分紧张。当然，英美的经验范围只在他们自身的历史中，在他们有限的历史中，此类事情的确是惯例，例如德国、日本。也怨不得他们因少见多怪而神经过敏。对于中国来说，匈奴、鲜卑、突厥、羌戎、西夏、契丹、蒙古、女真等，再到倭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八国联军、日本等，中国见得多了，早就见怪不怪了。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真的存在，那么，中国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试图摆脱这一陷阱的国家。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制造新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因为，中国对此深恶痛绝。
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为现实提供参考和佐证，这是中国人的一贯看法。对于中国历史上不断遭遇“修昔底德陷阱”的事实，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观察。那些曾经挑战中国，与中国为敌、武力相向的后崛起国家或民族，今天怎么样呢?可以说，它们都已被历史淹没，有的已经不存在，有的只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安静地回味模糊的记忆，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取代中国。即便英国，现在也处境不佳。换句话说，当初所有以武力挑战中国的人，结局都不足挂齿。因此，如果中国也像他们一样用武力挑战别人，中国是否也会走入像他们一样的结局?中国一方面长期遭受“修昔底德陷阱”之苦，另一方面又看到无数制造“修昔底德陷阱”的人结局都不美妙，中国还有什么理由成为新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制造者?中国根本就不屑于做这件事。在中国眼里，那是一种羞耻。
怀疑中国会制造新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孤陋寡闻的无知，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对中国严重不了解的臆测，是对中国持严重偏见的武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什么也许还不清晰，但不是什么，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清晰的，它肯定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重现。对此，西方国家应该摆脱短视的狭隘，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既然中国同美国已经成为新旧大国的关系，既然中国赶超美国的势头已经难以阻挡，那么，一旦中国赶超上美国之后，一旦中国像历史上一样，重回世界第一的大国位置，那时的中国将如何面对“修昔底德陷阱”?很显然，那时的中国也会像中国历史上一样，不愿看到这一幕再次出现。如果今天中国这种方式对待别人，那么未来，中国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
中国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说给美国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一方面，这是中国以自己的历史经验给西方补一堂课，另一方面也是给中国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历史上，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吗?面对别人一次次地制造针对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历史上的应对方式是否完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确有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余地。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解决这个西方从来没能解决的问题，中国自身就需要摆脱时常面对这一陷阱的被动局面。
中国虽然注重教化，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顽劣之徒，短时间里难以完成教化。因此，从历史经验出发，中国今后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应该有两手准备。一方面，我们坚持教化，坚持执君子之道，宽以待人、严于律已，对别人保持最大的善意，时刻以摆事实、讲道理为第一原则;另一方面，面对挑衅，尤其是武力挑衅，中国应该在“有理、有力、有节”的原则上随时准备还击，给挑战者以沉重的教训。因此，对于西方或者一切奉行西方原则的人来说，中国会怎样，取决于你对中国怎样——如果你是小人，中国便可能以小人之道对付你;如果你是君子，中国便以君子之道款待你。这是中国避免落入别人挖下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唯一选择。
为达此目的，中国需要适当的军事力量，说白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只是防范小人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确还有小人，美国称之为“流氓国家”。中国与美国的差别在于，对于谁是“流氓国家”，判断标准不一样。电影《上甘岭》中有一句歌词唱得好：“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强盗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即便是在当年中美冲突那么对立的时候，中国人依然是这样的心态，何况今天?
2011年，基辛格在美国出版了一本新作《论中国》，2012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发行。基辛格此书专门提到了历史上的“英德关系”，但与日本的安倍不同，基辛格用“英德关系”分析的是“中美关系”，这还算是地位相当的，而安倍用此类比中日关系，简直就是夜郎自大，不伦不类。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长长的“后记”中，首先引用英国外交官艾尔·克劳在1907年描述德国崛起的一篇文章(基辛格称之为“克劳备忘录”)，分析了当年英德关系与当今中美关系的表面类似，然后总结道：
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今的局势，他可能会得出与1907年报告类似的判断。我大致介绍一下他的解读，因为他的解读很接近太平洋两岸广泛持有的观点。不过他与我的观点大相径庭。美国和中国与其说是民族国家，倒不如说是具有大陆色彩的文化统一体。基于经济政治成就以及人民蓬勃的能量和自信，两国在历史上都曾被推向极高的国际地位，都曾认为自己具有普世性——中国和美国政府都经常认为本国政策与人类整体利益完全一致。……
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比较从本质上而言是不精确的，甚至最精确的类比也不意味着当代人一定会重复前人的错误。……如果一个国家决心取得主导地位，难道它就不会保证它要追求和平吗?……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一战”之前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激烈的公众舆论不容许妥协。中美关系却不是这样。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基辛格此书写于中共十八大之前，此书中文版出版发行时，中国新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概念也还没有出现，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也在襁褓之中。我们没有看到基辛格在“中国梦”概念出现后对他自己的上述观点有何修证或补充。但是，基辛格在此之前就明确反对将中美关系类比为当年的“英德关系”，是完全正确。他得出这一判断的重要原因，恰如他在《论中国》一书中展现的那样，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较为深入的理解。我认为，面对“中国梦”这一综合的新概念，基辛格不会改变他的主张，甚至会更加坚定他的这一主张。
需要注意的是，基辛格认为中美之间不会变成当年英德之间的关系，一个主要的判断基础是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而且，中国文化同样认为自己具有“普世性”，这个见解是深刻的，也是很多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了解的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基辛格在书中写道：“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忍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与此同时，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 。的确，中国对于周边以及整个外部世界，自古以来便有一种冷傲，这种高贵的冷傲也许让人不舒服，但也正因为对外界冷傲地不屑，也决定了中国不会对外扩张。
与基辛格这一观点相反，当今西方社会有不少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才不打仗，只有与西方同样的民主制度才能保障共同利益。这一观点在当今中国也有不少著名的拥趸。例如，国内某著名高校的教授写文章说：“历史的事实使许多政治学家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专制国家之间才打仗，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才打仗” 。国内某著名刊物在“回顾十年”的总结性策划中，借一个伪造学历的日本青年之口说：“什么是美国战略家们的利益?他们是‘民主和平论’的忠实粉丝，从历史的脉络推导出一个结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 。国内执这种观点的著名学者为数不少，此类观点2010年以后在中国国内集中出现，本身便预示了某种政治意图，并使得这种错误的、极具迷惑性的观点在中国国内大行其道。
对此，基辛格说：“美国的著名人士却坚持说，共同的国家利益需要民主制度作保障。很多美国分析家几乎把这一命题奉为宗教信条。不过从实际的历史经验看，这一命题很难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基本上都是民主政体。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得到了所有选举产生的议会的狂热支持” 。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说：“民主和平论是对现实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但它仍然有严重的问题，最终还是难以使人信服。这一理论的提倡者认为，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民主国家间不发生战争。但其他仔细钻研历史的学者并不赞同。可能反对这一理论最有力的证据是克里斯托弗·莱恩的分析，他仔细分析了敌对的民主国家几乎走向战争的四次危机” 。需要指出的是，米尔斯海默的主张被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他认为中国肯定会对世界造成威胁，甚至中美之间会爆发战争，他是“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也就是说，他认为即便中国变成像美国一样的西方民主制度，中美之间还是会打仗，所以“民主和平论”在他看来不可能成立。
“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这种荒唐言论在中国喧嚣尘上，背后原因并不是无知那么简单，它配合各种“中国威胁论”，把中国当成当今世界最大的敌人，由此鼓动国内外势力一起试图改变中国的政体。事实上，以基辛格的睿智来说，中美之间之所以不会变成当年的“英德关系”，中国之所以不会成为制造新“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体与西方不一样。我们甚至无需站在中国的立场，只需站在中立客观的立场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几乎从来不主动发起对外战争。否定中国文化的流行观点甚至把中国文化贴上“缺乏尚武精神”的标签。如果按照那些荒唐的言论，将中国变成与西方一样的国家，那么，对照西方近一百年的历史，是否意味着美国愿意再次遭受珍珠港事件?是否意味着世界将再次迎接“德意日”新的轴心国?是否等于逼着中国等后发展国家一定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同样意味着接受未来中国像美国一样爱打谁就打谁?
注：本文是《中国自信》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写于2012年。在此之后，90多岁的基辛格又有新作《世界秩序》出版，本文没来得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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