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过早放弃低端产业,而新的中高端产业又迟迟跟不上来,那显然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样经济就会陷入高不成,低不就,产业空洞,经济下行的困境。目前,世界经济正在聚焦中印美三国,中国要走出去,印度要引进来,美国更是要将制造业赶回去,一场龟兔赛跑正在它们之间展开。那么,谁是兔子?谁是乌龟呢?无疑,美国是那只兔子,美国的衰退完全是因为自己的骄傲与大意,现在的美国就像那只跑输的兔子,恨不得把那只跑赢的乌龟拉下来。那么,谁是那只跑赢的乌龟呢?无疑是中国,30年前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但是,目前在中国之后,还有一只乌龟正在发力,那就是印度,那么,印度龟”有望超过“中国兔”吗?
长期以来美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对美国经济有利,他们相信新的和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将神奇般地在美国出现。但是事实上这一幕并未发生,相反随着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跟随其后的是中高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因为相对成本而言,公司宁愿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而不去设法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在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转移外包比寻求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降低国内单位生产成本要便宜得多。因此企业管理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去投资研究改进技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力。另外即使有创新,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缺乏创新和技术,但是美国创新和美国技术并不能推动美国产业的升级和工作的神奇出现,因为大多美国公司依然会选择将制造和加工放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美国苹果公司拥有不断创新的技术,但是苹果手机和电脑的制造大多在中国和亚洲国家完成,然后运往美国和世界各地销售,因为这样公司可以达到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
与此相比,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无疑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中国不仅抓住了这一机遇,而且顺势而为。由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转移和输入,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和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用尽,中国经济正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挑战,同时全球资本与产业出现新的大分流,一部分回流美国,另一部分从中国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其中印度将有可能成为资本首选。由此中国经济将受到来自美国与印度的挤压。2014年美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可谓一枝独秀。高增长、高就业率、低通胀,达到了经济学上阐述的非常难以实现的最佳状态。其原因无非是得益于资本与产业的回流,还有创新推动,而这又源于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措施。对此如奥巴马所说,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逆转劳务外包的势头,在美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过半的美国制造业管理者表示,他们正积极把工作机会从中国引回国内。让我们拿出更多理由,鼓励他们这样做。这就是说,不但企业、岗位将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流回美国,而且资本也将大举回流美利坚。这对新兴市场体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内就业、资本供给都将构成威胁,更重要的是,资本疯狂撤离后极有可能酿造泡沫破裂的风险。与此同时,在中国另一边印度龟也在蓄势待发,从许多方面看印度就像30年前的中国,事实上印度也正是在刻意模仿中国。多年来,中国已经习惯了以两位数的速率增长。如今,中国的增长正在放缓。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萎缩,制造业正逐渐失去动力。中国的增长速度已跌破7.5%。印度则可能将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高盛(Goldman Sachs)的一份报告称,印度即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它的经济形势要好于以前。印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已经收窄,之前居高不下的通胀也已下降。在政治上,印度也呈现出积极的势头。世行在其最新的预测中预计,2017年印度的增长速度将达到7%,而中国将降至6.9%。
当然,就目前情况来看无论说美国就此将回归世界经济引擎,或者说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低估美国经济的复苏与印度经济的崛起将是一个战略失误。目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前堵后追的威胁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前堵就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推进与制造业的回流,美国经济正在加速从经济周期的低谷走向复苏。所谓后追就是中国制造业正在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与地区,如印度,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等地区。美国与印度经济正趋于上升周期,而中国则趋于下降周期,由此中国极有可能处于两头高,中间低的凹处。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兔子与乌龟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美国普利策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经这样批评美国到,“我们能从现在的中国看到美国过去的影子,去挑战、去工作、去奉献、去牺牲、去把握未来,我们过去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国有能力制衡另一个同样强大繁荣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强大了的中国,而美国却在窝里斗。”同样,目前中国从美国与印度那里也可以看到许多中国正在失去的东西,美国与印度正在得到的,也许就是中国正在失去的。中国正在失去的,也许就是美国与印度正在得到的,这里不仅是指制造业,更是指一种积极有为,奋发图强的国民精神。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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