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称“张大忽悠”的张某9月30日发表题为《人为什么热衷告密》的文章。这篇文章，大谈古今中外的告密史。他开宗明义，文章一开始就引经据典，发表了如下一番高论：
【在人类历史上，只要有政治，有阴谋，就会有告密。很多流产的宫廷政变，都是因为告密。但是，在宫廷政治中，这种告密，大多是小规模的。在中国，真正成了规模，始于武则天专权时代，为了实现她的女皇梦，扫清李唐的势力，这个女人在官僚阶层采取了告密的策略，一边是鼓励告密，一边任用酷吏，最大限度的实现恐怖，吓退或者吓走潜在的敌手。
但是，中国的武则天，还仅仅在官员中搞这一套，没有推而广之到民众之中。而法国大革命之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则将这种方式，推广到了整个社会。由于担心内部反对革命的敌人从中破坏，告密成为揭发潜在敌人一个最常见的武器。由于革命法庭的存在，负责镇压反革命的公安委员会，只要有人检举揭发，即行定罪，根本无需证据，然后就将嫌疑人推上断头台。雅各宾时代的屠杀，相当大的比例，都是告密恶之花的果实。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泄愤，因为仇怨，告了别人，自己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就是告。但凡有一点疑心，就出去告发邻居，同事，朋友。当政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中人，杀的越多，下面告密的也就越多，很多人告密成瘾，尽管他本人不久也可能成为告密的牺牲品。因此，西方历史上，管这种损人不利己，成瘾式的告密，称之为雅各宾式的告密。】
应该说，从我拜读过的张某的大作看，这篇文章应该属于其文章中稍为客观一点的了，因为他批判的矛头也策略性地指向了维希法国的告密者，指向了抗战中的日占区的告密者和波兰的告密者。
有了铺垫以后，他图穷匕见：
【二战结束之后，这样的告密，在东欧国家，已经化为一种严密的制度。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档案解密，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个国家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告密者，普遍到了几乎人人有份的程度。过去的同事，同学，邻居，甚至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亲戚，都互相告发过。其实，这就是制度，一种曾经行之有效的制度，连执行制度的人，有时也难逃被告发的命运。这种制度，比起当年的雅各宾时代，已经进化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显然，下面热心的告密者，其实是因为上有所好才这样干的。雅各宾党人，就喜欢人家告密，鼓励告密。……事实上，这种基于人性阴暗面的告密行为，只要上有所好，就会被迅速激化出来。】
他继续发表议论：
【当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人们的做法，还可以说是基于革命的激情，有着道德主义的外套。到了二战期间，人们居然可以向民族的敌人纳粹告密，动机仅仅是因为看不上对方，或者对方是犹太人。……难怪战争结束后，欧美的史学家会感到心灰意冷，对二战后的欧洲人极度失望，认为战争对人性的摧毁，已经无法复原。
无疑，这样可悲的事实，说出来令人沮丧。人性的阴暗面，一旦被某种权力和制度激发出来，威力之大，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人性善的一面，被摧毁之惨，也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
后世这样做的人，几乎都高扬着一面绝对善的旗帜。这儿，才是人类最深刻的悲哀。】
表面上看，张某的观点无懈可击，而且比较客观，而忽悠术的高明也恰恰是体现在这里，他拿了那么多他本身不一定愿意拿的对象来作为铺垫，主要就是为了引出告密“在东欧国家，已经化为一种严密的制度。”这句话，进而进行理论上的升华——人性的阴暗面，一旦被某种权力和制度激发出来，威力之大，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
是什么权力和制度呢?他没有说，但是估计连傻子也能够理解他的矛头所向了。
他的忽悠术并不高明，也就是档次高一点的自由派公知常用的选择性披露史料的忽悠术。
比如自由派公知为了强调斯大林的残暴，大篇幅宣传二战中2万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公职人员在卡廷等地被苏军杀害的事情。
而几乎与此同时，德国战俘被美国虐俘致死100万，德国杀盟国战俘150万以上，苏联卫国战争，580万苏军被俘，德国以苏联未在《日内瓦公约》签约为由，不给予战俘待遇，到战争结束只剩下100万人。尤其是从前波兰伙同其他十几个国家一起对苏联开战，并且杀死10万苏联战俘这一点，他们就绝口不提了。
还有就是沈志华孤立地抽取MZD1957年访问苏联的时候在莫斯科说的那一番不惧怕核武器的话，而此前美国四次要对中国进行核袭击他也是绝口不提。
这种忽悠术的妙处在于，他没有讲假话，都是事实，而且还有根有据。
人们常说的歪曲历史一般指那种不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历史的现象，其实，还有一种比较高明的歪曲历史叫对历史材料各取所需。这就好像在“文革”中，各派对领袖的指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打起语录仗来一样。领袖人物的思想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任何的割裂只能导致错误或者片面。同样，历史事件也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当时的各种事件之间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孤立地抽取其中的一两个事件出来，就很难准确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如果这样做的人再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就势必导致对别人的一种误导，产生错误的结论和不良的社会效果。
张某的谈告密也属于这种情况。
他对所谓的告密现象的抨击虽然扯上东欧以后就点到即止，但是他想强调什么权力制度会让人性的阴暗面激化出来，傻子也能够看出来。正因为他采用的仍然是选择性披露历史资料的忽悠术，因此一旦人们把他故意掩盖的历史补充完善，其忽悠效果就会马上失去，最起码大打折扣。
张某的父亲是前朝军官，他自然会绝口不提他父亲所属的原国民党政权当年是如何靠告密来镇压GCD和民主人士的，中统和军统是如何靠金钱利诱告密和严刑拷打迫使告密的，更加不会提到蒋介石在离开大陆之前的那一张暗杀名单，尤其是不会提到李宗仁作为曾经的民国政府代总统为什么宁愿“投共”也不愿意留在美国和去台湾，也不会提到在滇缅战场上战功卓著的孙立人为什么会在台湾被监禁多年，不会提到吴石等1000多名GCD人为什么会在台湾被集体屠杀，也不会提到作家江南为什么在美国遭到暗杀，以至于最有希望接蒋经国的班的蒋家第三代中的佼佼者会被迫“流放”海外。
我们再看看“人性”的“灯塔国”美国，在麦卡锡主义时代，麦卡锡主义者们是如何依靠告密打击左翼力量的，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以至于国务卿杜勒斯向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认为我们(美国)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
直到现在，美国的棱镜监控网遍及全球，监控的对象，有美国的公民也有外国的公民，不但监控所谓的敌对国家，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甚至监控盟友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张某前面所说的“告密”属于一种“人性恶”的话，那么美国的高科技手段主动窥探别人的秘密又属于什么呢?莫非有人告密的是“人性恶”，而主动窥探别人的秘密的就是“人性善”?什么逻辑!
还有，张某们心目中的所谓的正义行动中，美国抓获萨达姆并且处死，抓获卡扎菲并且打死，还有包围并且打死本拉登靠的也是告密，张鸣是否认为那些“告密者”这是“人性恶”呢?
上述这些又跟什么制度什么权力有关系呢?
张某之所以得名“张大忽悠”，是因为他此前非常搞笑地发表很多谬论，成为人们反驳的绝佳靶子，已经一段时间不冒头了，最近可能是因为耐不住寂寞，或者觉得自己或自己的同伙的所作所为始终暴露在广大民众的眼皮底下，随着最近风声比较紧，由于担心被举报，所以预先給人们打预防针吧。可是他老人家的选择性披露历史资料的忽悠术也太明显了，一撅屁股，人家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了。所以建议张某先生还是尽量维持一下你的精英形象吧，下一次别再玩这种小儿科的忽悠术了，现在人们的辨别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了，你这样做只能是贻笑大方!
(察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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