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奇怪现象越来越多，令人举不胜举，惊诧莫名。而这些怪现象本身又与共产党的建党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大相径庭的。尽管我们常说资本主义制度有多大多大罪恶，可我们又常常把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身负罪恶的东西不加选择地照搬过来，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身上背负着太多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罪恶。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前提是必由共产党执政，而共产党执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完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切丑恶，开启一种崭新的在现阶段来说具有道德文明最高境界的社会。可是改开以后的中国，却似乎走向了反面。许多改开前坚持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质的制度，随着改革的时间延续已经被潜移默化的抛弃了。取而代之的几乎全是具有资本主义原始特性的极度异化的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原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根本性质，可而今存留的公有制成分究竟还有多少，又在哪里?几乎谁都说不清道不明。从前公有制下的集体财产，都在所谓的改革中被廉价变卖了或转化成了私人财产了。从前的厂长经理们大都一个个摇身一变，成了名符其实的资本家了。宪法中被誉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改开中不是变成了卑微的雇工，就是被迫下岗，大多数沦为今天所谓的弱势群体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规划得似乎很美，什么先富带后富，最后走向共同富裕。先富起来的人群各地都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先富的手段各有千秋，先富后的财富多少有别;先富的地区有了，东南沿海一带的人们几乎全都富了，而且富得令他们自己都万分吃惊，大出意料。
人们期望中的紧随先富的后富地区和个人在当今社会里寥若星辰。这些年，各地被誉为民营企业家的资本家们越来越多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据说是全世界富豪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这里面本来就有点匪夷所思，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与灵魂，逐步缩小贫富差别与基本保持无太大贫富差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与责任。然而，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却走在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列，竟至于达到了接近0·60，这是多么可怕的僭越国际基尼系数红线的数据啊。而这就是理直气壮地出现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度里。我们姑且不说那些能进入世界或者亚洲富豪榜的超大资本家们，仅就缩小到一乡镇一县域来说，富者一家之资产远大于百千万户资产的现象就很普遍。
富者自有为富之道。首先，当年在公有制下的厂长经理们是首批富有者，所谓的企业改制把他们很快由与工人没有什么差别的地位一夜之间变成身价等亿或者超亿的富翁，改开的莫大好处最先在他们身上得以体现。再接着就是无数官二代官三代们，这类人依仗着祖父辈的阳德或阴德，利用广泛而丰厚的政治人脉资源，很快就进入了亿万富翁的行列;再接着，沉渣泛起的各类黑色势力一个个高唱着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利用亦官亦痞，既打又拉，既哄又骗，既抢又占，既吓又买等手段，一个个昂首挺进了先富者行列。昔日的社会渣滓们，时来运转，摇身一变，全都成了各级官员的座上宾、各级人大、政协礼堂里的共商国是之人。
其次，国法不少执法者手里成了个别人草菅人命以权谋私的工具，它的正义与威严已经在黑手们的相互链接中几乎损失殆尽。不知国外哪一个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次错误的判决胜过十次犯罪。法律本身既有其积极的意义，同样也有它难以避免的短板与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的可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制，首先要维护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尊严和不可动摇性;其次要维护的必然是当家做主后的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一旦法律被少数居心叵测之人操持，它就会在冠冕堂皇之中戕害善良，恣纵罪恶。震惊全国的聂树斌一案，在改开后的中国绝非是孤案。这几年陆续见诸于各种媒体的法院误判误杀案件早已屡见不鲜。当然，作为司法工作者，谁也难免在处理极其复杂案件时不出现极特殊的误判错误，可对于一个杀人案件的误判，其法律程序上要牵扯到不止一个部门更不止一些人群。公安部门在刑侦过程中是如何取证的?是根据所获取的事实证据材料取证的，还是对嫌疑对象屈打成招或采取诱供手段骗取的?这里面要涉及到公安部门许多人员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取证、审查、核实。难道聂树斌被冤杀的整个过程，拼凑的虚假证据链蒙蔽了所有办案人的眼睛?再就是，检察院核实该案件中，是一味听凭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顺水定案，还是自己要对整个案件材料加以科学严谨的论证后核定案件性质，然后提起公诉的?难道公安上提供的所有材料都天衣无缝，令所有检察官们也蒙蔽了双眼?还有法院，针对检察院的提供的公诉材料，就没有再作任何细致的审查，而只是例行一下程序，简单地走走过程?一个错误案件判决的全过程，如果公检法三方有任何一方认真负责，就绝对不会出现聂树斌被误判误杀的结果。今天事情的真相大白了，再去仔细审查当时的全部案卷，人们竟发现了那么多很明显的作案疑点。这究竟是彼时之人眼拙心迷，还是现今之人能够烛照千里?如果杀人真凶一直逍遥法外，聂树斌付出性命换来的将永远是强奸杀人的罪名和永远抹不掉的耻辱。他和他的家人将背负着沉重的名誉包袱和付出的生命代价，永远受到人们的谴责与诟骂。
法律如果树立起了应有的公正与威严，它就神圣不可侵犯，它就能令人肃然起敬而不敢心存丝毫懈怠。而法律一旦掺入了私欲和怠慢，就失去了它的职责与尊严，完全沦为少数人以权谋私把玩取乐的玩偶。今天的中国反腐举措与力度，可谓是空前的。被反腐利剑斩获的大小人等中，绝大多数人确实是罪有应得。可谁也不用否认，不少官员却在把反腐当做自己挟私报复的工具与手段。在这些所谓的领导者哪里，凡是自己眼里心里觉得不顺眼的，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连接有关部门的人以反腐之名将其双规扣押或审问。他们抓住现今社会里谁也不可能完全能洁白无瑕的特性，把许多在民众中口碑很好的优秀干部置于腐败行列。而他们这些真正的贪腐者却优哉游哉地稳坐官位，继续自己的贪腐事业。
许多被冤屈的人，在有关部门的威逼利诱之下，在毛泽东历来就坚决反对的逼供信甚至极度羞辱酷刑之下，不得不违心供出所谓的罪状，一个个含冤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而这些恶行却成了大贪们所谓的反腐政绩，被他们不厌其烦地作为例证去恐吓教训其他不顺自己意的人。
其实在中国，这类现象早已有之。五八年反右扩大化，就是某些人尤其是个别领导违背中央政策，借反右之名行挟私报复之实。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再强调，反右运动不能扩大化，真正仇视新中国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右分子是极少数，那时候内定的反右数量是五千人左右。可是到了下面，一些思想极不端正的领导就利用政治运动和手中掌握的权力对许多有个性不盲从的下属大加挞伐，以右派之名把他们一个个打入政治冷宫，然后把责任推诿给中央直至推诿给毛主席。毛主席历来宽厚仁慈，他对被抓获的敌方人员也从来都宽大为怀。毛主席历来都坚决反对对被抓获的特务动辄就杀掉的过激做法。他嘱咐有关人员对被抓获的敌方人员，要进行教育改造，一旦他们坦白自首接受教育与改造，不仅不要为难他们，还要给他们安排工作。毛主席从来都不主张多抓人，更不允许乱杀人。历次运动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他反复告诫党内所有人的话;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是他三令五申的政策底线。文革中，许多被群众批斗甚至殴打的领导干部，从根本上，都是自己平时的狭隘的官僚主义行为带来的后果。
因此，国所进行的所有大的治国举措，都要绝对严格尺度，恪守原则，有错必纠，给人出路。决不能听任胡作非为之人滥用职权排斥异己，决不允许蒙受冤屈之人永远沉冤难雪;犯小错之人，要加以教育乃至改造后，给他们出路，千万不能一棍子就把人彻底打死;当然在处理这类案件中，也不能如该开后给右派平反那样，不论是非曲直，不加核实地一概予以平凡的一刀切做法。
其三，日益严重无序的私有化现象，有哪一点还能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本特征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可今天的中国，谁能见到我们的方方面面还有多少公有制的成分存在?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企业全部消失了，原有的厂房设备包括土地都被一代代地方领导们买光了。土地国有化的性质日渐退化，许多地方早已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了。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制止，他们甚至也变着法儿以招商引资之名大把变相卖耕地。可以说，只要有一宗土地被流转被租赁甚至被卖掉，里面必有肮脏的交易在进行。冠冕堂皇的官员们，一个个在买完了该买不该买的土地之后，鼓圆了钱囊，挣足了资本，或飞黄腾达，或躲进政协人大安享晚年，有几个愿为能为一方百姓谋取丝毫利益的?
在农村许多地方，已经越来越少的农耕地仍在无序地日益萎缩。这里面固然有国家大型建设征用的土地，但更有地方官员浑水摸鱼私卖的土地。土地出卖所得，少部分归农户，大部分归政府或者领导者个人。这种现象在今天许多地方随处可见，土地尤其是耕地，国家划定的十八亿亩红线，早就在地方混蛋官员和黑道恶势力们的巧夺豪取中天天瘦身，很快就会成为一幅惨不不忍赌的骨架了。
集体之名早已名存实亡，许多地方没有了村民小组，村级政权也多形同虚设，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稳和申请项目。凡是上面的惠民项目，都由各级领导们的七大姑八大姨们承包。工程几乎全是豆腐渣工程，可承揽工程的人和官员们一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的。不要说不起眼的小项目，就连动辄千百万上亿元的大项目，也没人严格按工程质量标准去实施，大都是反转花样，巧妙赚钱。几乎每一个大小工程里面，都有极其肮脏的交易存在。官员们层层盘剥，承包者偷工减料，所有人心照不宣，全都喜滋滋闷声发大财。只要国家仔细排查这些年来每一个惠民工程的实际落实情况，几乎无一例能够基本达到工程基本要求的。要追查其中的责任，许多地方政府里的主要官员，几乎无一人能辞其咎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血淋淋的事实。如若不信，就请上级领导部门委派专门机构，一一过目审查，便可知晓。
今天的基层中国社会，几乎无处不充斥乌烟瘴气。社会上有头脸的绝不是普通的民众，全是那些有色的人们。有色的人们招摇过市，吃喝玩乐。官员们的府上他们来去自由。凡是能赚钱的事，只要没有再大官员们插手，那就只能由他们去操作。他们从官员们手里赚了钱，就会按照惯例投桃报李，官员们也就喜之不尽，视他们为自家弟兄。官员们口骂的刁民，绝非他们，全是那些身处弱势群体里的黎民百姓。今天，官员们是谁的公仆，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绝非人民公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是少数黑帮无赖们的公仆。当然，他们也是少数掌握着他们政治前途的人的私仆，他们身上早已没有了毛泽东时期人民公仆的一点味儿了。
其四，道德信仰普遍缺失，仅指望中央出台几个文件发出几声号召，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无济于事，全方位地谋取私利，已经把社会道德伦理撕得粉碎。中央的愿望总是美好的，对下情的评估也应该是满怀希望的。可这些美好的期望要想在全社会付诸实施，就大难特难了。毛主席当年就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很准确，他不相信官僚主义已经上了身钻进心的官员们，不经过近似暴风骤雨式的冲击就可以按照自己美好的愿望自觉接受改造的。他坚信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只有不忘本本，身先士卒，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江山才会永不变色。他更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任何时候，只要党的领导干部带了头，人民群众的干事创业热情很快就会迸发起来。
干部如果搞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群众谁愿意听你说好听话?谁愿意按照你所说的去扑下身子干事创业?焦裕禄在兰考只有一年多一点，还包括他生命最后阶段住院在内。他为啥能给兰考群众留下如此持久的美好印象?关键就在于他的事必躬亲和身体力行。他那辆时刻与他如影相随的自行车，就是他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保持零距离接触的钟表指针，时时刻刻都在不停转动着。只要他的自行车轮在不停转动，人民就跟他永远热乎在一起。他是人民的县委书记，当然要时刻与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是县委书记，他要作指示下命令，是标准的指挥员;会议结束之后，他就是战斗员，与人民吃住劳动在一起。鱼水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今天的干部，坐豪车，穿华装，住豪舍，吃美味，少走动。人民见了他们，就是见了官，不要说敬而远之，甚至是威而躲之也不为过。哪还有丝毫的鱼水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许许多多领导干部，一旦遇上了战争年代面临的危机，老百姓不仅不会舍生救助他们，反而恨不得把他们交给要追杀他们的人。
几十年改开大气候的长期濡染，社会风气一落千丈，道德滑坡空前严重。传统的道德伦理已经很少留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芒也已暗淡乏光。金钱利益成了人们最大的甚至唯一的追求，自私自利不仅贯穿在官员们身上，也潜流在全社会各个角落。就连刚懂事的小孩也深受污染，把一切为自己看作最关紧的事情。官场的普遍糜烂波及到社会各行各业。医生无红包不对病人认真负责，教师把学生当作赚钱机器，商人黑心谋利，稍有权力的人不失时机捞取利益......凡此种种，已经把好端端一个国家糟践得失去了生机与活力。贩卖儿童现象屡禁不止，万千家庭因此跌入痛苦深渊;有毒食品衣物甚至玩具泛滥，使得人们几无可以放心的东西可食可穿可玩;诈骗成风，保健品诈骗，上学诈骗，电信诈骗，冒充职能部门官员诈骗，凡是能够抓住人们社会心理所需甚至所惧的，都有人苦心孤诣地实施诈骗。
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核心价值形同虚设，新的观念建立不起来，中国社会的信仰与道德危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境地，再不深入地加以拨正，中华民族就会重蹈历史覆辙，再演晚清时期国家看似富裕却因内部几近全部朽腐而不堪一击的悲剧。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极其少有的具有大智慧之人，他对历史的过去现实与未来明察秋毫无微不至。他晚年冒着粉身粹骨的决心发动文革，就是他深知单靠说服教育已经不能彻底扭转日趋严重的党内路线分歧，也不能根治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蔓延。他知道唯有发动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管理政府、向已经严重变质的政府官员开炮，才能震动人心，才能砥砺正气，才能催人觉醒，才能迷途知返。所以文革是他进行的一次伟大探索与尝试，他希望通过这一点仍显示与未来的所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斗争形式使所有人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民赋予你的权力一旦不能为人民，人民随时是可以将其夺回的。他告诉当时和以后的所有官员，只有你时刻牢记人民的嘱托与希望，你才能被人民拥戴，否则，你的垮台只是在眨眼之间。
几天，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寄希望经过和风细雨式的方式，让全体官员找回失却已久的初心，回归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可细细想来这又何其难哉，习总的良苦用心如日月一般昭然，可已经普遍的官员变质现象哪能是几句号召就可立竿见影的?
毛主席从延安整风开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型官民关系，可惜在他身后仅仅十年左右时间就几乎消失殆尽。今天，不要说官民关系比毛泽东时代能进步多少，就是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又是多么艰难。
习总一再说凡事要踏石有印，抓铁有痕，必要的时候还要壮士断腕。真愿这样的愿望能够在下一个五年接力中得以实现。
2016.12.15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