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受《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采访，谈及国内左翼爱国力量的兴起、民间对毛泽东时代的缅怀，以及特朗普的当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等问题。采访结束后回想一下，觉得对其中两个问题的回答与思考值得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关于“左派”的概念。当记者提到“左派”的时候，我是有一些警惕的，因为一些人常常试图用此标签，来污名化左翼爱国力量，并将他们漫画化为“一群每天只是念叨着从前的荣光，抱团取暖的前朝遗老”，很像西方报纸上把留着辫子的东方人统统指成中国人的情况。因此，我强调，我和他谈论的“左派”是“秉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坚持爱国主义基本立场”的左派。
第二是当记者问及左派是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时，我纠正了他的问题，说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
所谓左派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甚或“回到文革”，这是自由派／新右派对左派地恶意攻击，目的是想把左派塑造成守旧、过时的形象，而自己独占“时代”、“潮流”、“未来”等“好词”。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间不会倒流，穿越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常识，如果左派真的是想“回到”某个历史阶段，那岂不太缺乏现实感了?这种攻击是阴狠的、但也是廉价的、无效的。
无疑，左派对毛泽东时代的缅怀是真实的，但这种缅怀并非一般意义的怀旧，而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尝试，蕴含了许多解决当下问题的有益思考，在毛泽东主席的遗产中，能够找到打开通向未来大门的钥匙。换言之，毛泽东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属于未来。由于毛泽东的这种特质，在逝世四十多年后，他却仍然在几乎一切现实政治争论中都“在场”。
今天，贫富悬殊是困扰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一大问题，也是一切政治不稳定、动荡、战争和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2016年的一份材料显示，全世界最富有的8个人，居然占有人类财富的50%，而马云、马化腾、王健林等中国巨富，并不在这份名单上，这意味着他们和8人之外的其他各国巨富，还要在剩余的50%中再切走一大块。大胆估计一下，可能全球最富裕的100人大概要占有人类财富的99%，剩下的100多亿人才能分享余下的1%。
这样的财富结构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合理的，也窒息了人类的未来发展空间。
毛泽东时代，在财富分配方面最主要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平等。强调经济平等，并不全是从“人道”方面的考虑，而是要防止财富成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力量。
但是，追求经济平等，也并非像现在主流所蔑称的那样导致了“共同贫穷”。其实，“贫穷”或“富裕”并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概念，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概念。“贫穷”或“富裕”只和占有财富多寡有关，本质上是和私有制有关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概念，由于毛泽东时代是从一穷二白开始起步的，同时伴随着急剧的、阶跃式的人口增长，所以“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经历了一个从满足程度很低到逐步升高到过程。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反对个人利益，这是造谣。毛泽东时代并不反对个人利益，只是反对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国家利益之上，强调的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希望人们能够通过为集体、国家作出贡献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
按照毛泽东时代的逻辑，个人利益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整体利益、乃至人类利益的对立物，不会成为此长彼消的零和游戏，个人利益就会成为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整体利益的提高，意味着个人的“物质文化需要”被满足程度的提高，反之，个人利益的增进，也同时意味着整体福利的增加。
再比如，在民主问题上，毛泽东的民主概念，才代表人类民主未来的发展方向。
今天人们一谈到民主，就会下意识的想到“选举”，但在毛泽东主席看来，选举权固然十分重要，但参与管理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民主权利，因为管理权是一切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管理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最主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重新定义了民主，他提出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等的权利。
在毛泽东主席一生的最后十年，他竭尽全力全力要实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新型的、更高层级的民主。毛泽东意识到，只西方抽象的选举、劳动群众阶级还没有很好的组织与团结起来的选举，并不能保证人民管理权的落实，这样选举只能选出一些以选举为职业的政客，实际构成了对人民的欺骗。只有那些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才能保证人民管理权。
这些人，如陈永贵、吴桂贤等，不是职业官僚，也不允许他们异化成职业官僚，他们的路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是作为人民的一员参与国家管理的，在任期结束后还将回归到人民中去。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毛泽东主席建立新型的、更高层级民主的努力，在他去世之后暂时失败了，但暂时失败并没有改变这种新型民主代表人类民主未来的大趋势。今天，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已疲态尽显，管理权是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权力，而人民根本无法通过选举获得管理权。
选举式民主在非西方国家成了无政府状态甚至战争的重要诱因，在西方国家也变成了对选民来说毫无实际意义的游戏，美国大选投票率长期低于40%，这其实也是一种投票——对选举是否具有实质性政治意义的投票。
未来，随着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管理即便作为一门专业也将不再被少数人垄断，人民直接行使管理权的客观条件也日趋成熟，被毛泽东主席重新定义的新型民主，将日渐显现出其前瞻性、普世性，它必将取代旧式的选举式民主，成为人类最主要的民主形式。中国作为毛泽东的故乡，理应在这一潮流中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先进政治文明的示范者、提供者、推广者，“对于人类作出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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