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当我们重新审视毛主席处理中美关系，驾驭国际事务的能力时，发现他这个出国不多，相对缺少外国经历的人，却拥有非凡的，超一流的国际经验，远胜过像王明那样有长期外国经历的人。
一、“经历”≠“经验”，这是常识，却容易被忽视
到外国去过，意味着有外国经历，却未必有外国经验。
经历，主要是感性认识多一些，处在道器变通的初级阶段，往往只有对现存器物的感觉，不一定能够悟道。
经验则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结合，经验也会有不好的经验，但不管什么经验，都是经过一般思考之后，得出了理性结论东西。也就是说，不仅有所悟，而且将感悟的东西器化为有形的思想、理论，或者说法。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到外国去过，他哪怕吃过大亏，又不认真总结，第二次在出国，还会吃同样的亏。
这就是典型的有外国经历，却缺乏外国经验的事例。
经历不会自然变成经验，这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
在当今中国，这样的事例还真不少。
王明本来在延安时期，就是一个典型。
只可惜人们把他给忘了，好多小王明在这些年不断涌现。
二、王明瞧不起毛泽东造成了历史的闹剧
193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实际的领导者，他的那一套“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归纳为一条，就是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葬送了整个中央苏区。
这是历史的悲剧。
后来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造成了历史悲剧。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为避免中共“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斯大林决定派“熟悉国际形势”的王明回国。
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并叮嘱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提醒王明“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可是，这次回国，王明依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瞧不起毛泽东的毛病不仅不改变，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这张图片看得出，一排中间的王明颇有领袖派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站在后排最右边，一个人穿着大衣，颇为与众不同。
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主席。
他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当时，毛主席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靠自己的发展壮大来巩固统一战线，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国民党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同时也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也才能真正团结小资产阶级，扩大统一战线。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主席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深受其影响，导致毛主席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能得到贯彻。
王明“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道层面的问题，传统说法就叫“右倾”，把不是朋友的人，当做朋友对待。也就是缺乏警惕性。
大革命时期，我党出现过这个问题，导致412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
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二次右倾思想占上风，导致后来皖南事变后的悲剧发生。
不过这次幸亏有毛主席还在领导位置上，尽管王明占上风，但毛主席还是及时纠正了王明的错误。
三、毛主席通过延安整风，解决道层面的根本性问题
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曾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但当时毛主席不温不火，静观其变。
张国焘曾经就王明刚从苏联回国时的表现，曾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
张国焘说王明是“无经验的小伙子”，这一语道破天机。
我们再看毛主席应对时局，可谓经验老道。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毛主席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经制订过一个大胆的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是这个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强烈刺激了毛主席。他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10年反共的蒋介石”。他并由此加深了对苏维埃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认识，指出：“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
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毛主席就提醒周恩来，今后对苏联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但他认为只向周恩来一个人交代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使全党在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毛主席后来就解释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
建国初期，周总理曾经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团员说：“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毛主席的超一流经验，就在于他善于悟道，不仅感悟马克思之道，而且感悟马克思主义传播之道。
感悟马克思之道，使得他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感悟马克思主义传播之道，使得他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
这两个感悟之后，他创造性的将悟出来的道，器化为中国式的思想理论体系，让普通中国人也能想得通，让普通党员干部也能说得通，他的道器变通——使得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人民军队，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王明之流，在道层面的问题在于，把经历等同于甚至超越于经验，似乎没有外国的经历，就感悟不了外国的经验，这简直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否认人的认识的能动性。
毛主席的道器变通，这是那些自以为喝过洋墨水的王明之流能比的吗?
如今相对来说真正的企业家，自主经营的企业领导人，对毛主席的道器变通，发自内心的佩服，因此我们要培养未来的创业者，不能不学习毛主席的道器变通，我本人从“四自”着手，得到了一点社会认可，这是我研究毛泽东文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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