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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毛泽东的光芒永照我心

耿飚 · 2018-12-19 · 来源:思想火炬
毛主席诞辰125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今年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和无比敬仰!

  每当我回忆起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时,一个高大的形象伴着那亲切的湖南乡音,常常浮现脑际。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虽然我和毛泽东同志的接触并不多,但是他的指示和教导,无时无刻不在指挥着我的工作和战斗;他的思想和言行,每时每刻都在鼓舞着我和战友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而奋斗。

 

  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毛泽东同志并直接聆听他的指示,是在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当时我正任红一方面军三军九师参谋长。5月16日拂晓,在徐彦刚师长和刘英政委率领下,我们九师正奉命沿东固通往中洞的大路强行军。走了一程,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看来前面兄弟部队已和盘踞中洞一带的敌军交战。师长立即下令跑步前进。但是,从这里到中洞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这时,总部的一个通信员迎面跑来,大声说:“叫你们几位师领导到前面去1”我和徐师长、刘政委策马飞奔,拐过一个山嘴,就看见了毛总政委和黄公略军长。

  毛总政委一手拿着指北针,一手拉着一位老倌子,正对着一条山间小路指指点点地交谈着。看见我们滚鞍下马,毛泽东同志便迎上来对我们说:“朱总司令和总部特务连已经在前头打响了,你们改走这条小路,直插中洞!”

  我恍然大悟:原来刚才毛总政委是向老倌子了解通往中洞的捷径。

  黄军长正蹲在地上标地图,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口授,把这条地图上没有的小路标出来。

  上次龙冈大捷后,我们参谋部在这一带调查地形时曾经侦察到这条小路。听向导说,这是猎人、药师和贩私盐者才肯走的小路,荆棘丛生,崎岖难行;但是取这条小路到中洞是直线,比那绕个大圈的大路要近得多。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它标在地图上。现在,我拿出地图,与黄军长的地图一对,不错,正是这条小路!

  毛总政委走过来,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说:“对!打仗就是要事先进行侦察、调查。”接着又说:“你们快去吧!我上白云山去,等候你们的捷报。”

  我们立即从这条小路插过去,迅速到达中洞,和红七师、红八师一道围歼了敌公秉藩师。一个成了俘虏的敌军官瞪着惊疑的眼睛说:“娘呀!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渔家傲》中所描写的:“飞将军自重霄入。”这个“重霄”并非“天上”,而正是这条名不见地图的崎岖小路。

  后来,我经常想起毛总政委的“打仗就是要事先进行侦察、调查”这句话以及他亲自向老倌子进行调查时那种认真的神情。在以后的每次战役或战斗前,我总是按照他的这个指示,对敌情、地形、气候等进行周密的调查。

  毛泽东同志不仅重视军事调查,而且重视向群众作社会调查,在这方面,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等地的调查报告,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1932年春,中央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东征漳州。攻克漳州后,4月21日,在东路军总部驻地——漳州芝山南麓的红楼,举行了各军的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下一步行动计划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各个部队要分散到漳州附近各地,通过进行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

  会后,红三军进驻漳浦,我们九师驻在旧镇、盘陀、霞美、东山岛等地。在驻地,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工会、农会和赤卫队。为了便于开展社会调查和联系群众,我们还号召湘赣籍的干部战士学习闽南话。由于我们学会了许多当地话,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军民关系更加如鱼得水,工作也就开展得更加顺利。

  毛主席还经常要求我们对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研究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我们第一大队在通渭附近的青石嘴消灭了敌军的一个骑兵团。当时随一大队行军的毛泽东同志高兴地对我说:“听说西北有‘四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四人),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指敌骑兵)了。你这个参谋长要发动参谋到战士中去调查一下他们打骑兵的体会,还要向当地的老乡了解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研究,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

  我报告说: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毛泽东同志笑着说:“这叫‘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所以你们要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你们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

  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打骑兵的经验,用于实战。那时宁夏马鸿逵的骑兵一直尾随我们。毛主席说,不能把这条“尾巴”带进陕北根据地。我们一、二纵队便集中兵力,在杨城子以西地区把尾追的三个骑兵团彻底击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我从部队调到外交部,任我国驻瑞典王国大使。赴任前,周总理带我们首批驻外大使十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就开展外交工作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其中也提到了调查研究工作。

  他说:你们中间有几位在部队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你们到国外也要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驻在国的各种情况,包括风土人情,以便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他还说: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任何民族总有它的优点、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人家的长处。你们还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只有懂得当地语言,才能阅读报刊、进行参观访问、和别人交谈,才能做好调研。(以上均为讲话大意)

  毛主席还对我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我在任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丹麦公使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经常去参观工厂企业,了解他们生产经营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

  调查研究是从事一切工作的基础。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榜样,对我一生的战斗和工作,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和鼓舞作用。

 

  毛泽东同志善于在革命力量弱小和革命艰难的时刻,拨开迷雾看到光明的前途,并为我们指出通向胜利的道路。

  记得我在湖南水口山矿当童工的时候,毛委员几次派遣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来水口山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我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于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0月,毛委员又派何叔衡同志到水口山传达关于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指示以水口山为中枢,实行工农大联合,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遵照这个指示,水口山党组织一方面着手建立工人武装,一方面举办工人培训班,培养出大批农运骨干,到附近农村去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我也被派往我的家乡醴陵县去开展农运。后来,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在宋乔生同志带领下上了井冈山,在毛委员和朱德同志直接指挥下进行战斗。不久,我也带领一支农民游击队参加了红军。

  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我们右路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我所在的红一师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是杨得志同志,肖华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9月底,我们第一大队占领了通渭城。10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同志骑马来到通渭城内大队部。当晚,他们就住在我们驻地。为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我没敢休息,与哨兵一起警戒在首长们的住处周围。

  刚过半夜,毛泽东同志披着衣服从屋内走出来,伸手做了个扩胸动作,然后把左手叉在腰里,仰望着夜空中璀璨的繁星。过了一会,他回头发现了我,便说:“那不是耿飚吗?”

  我走过去向他敬礼,说道:“主席这么早就起床了!”

  毛主席指指别的领导住的地方,示意我不要声张,接着,他从衣袋里摸出香烟,拉着我说:“走,我们走远点。”

  我们边抽烟,边遛达,边说话。毛主席问我:“你怎么没有休息呀?”

  我说:“你们都在这里,我们得负责啦!”

  他用夹着香烟的手来回摆摆:“咳!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有一个大队嘛,敌人不敢来!”

  我说:“名义上是大队,可总共才四个连哪!”

  由于长征途中耗员太多,我们已由原来一个师缩减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

  毛主席从我的话中听出了这种情绪,就笑着说:“怎么?嫌少啦?以后再扩大嘛!”他那夹着香烟的手向露出曙光的原野上划了个大圆圈:“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他那充满豪情的声音深深感染了我,使我因一夜未睡而感到困乏的身子忽然精力倍增。、我久久地回味着这两句话:

  “以后再扩大嘛!”

  “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我似乎察觉到:一个以陕甘地区为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东进抗日的伟大计划,已在毛主席的胸中酝酿并逐渐形成。

  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二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便培养干部,走向抗日前线。我奉调到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一科学习。

  在红大,我和同学们最爱听毛主席讲课。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在讲课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相结合的原则,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针对国内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进一步阐述了上述原则,为中国抗日战争如何到达胜利之途指明了方向。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施展了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一方面假意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还请求美国政府派遣特使来华进行“调处”;另方面却在美国帮助下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想凭借其军事优势来消灭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

  对此,毛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一方面通过谈判揭露敌人的战争阴谋,另方面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丢掉对蒋介石的和平幻想,奋起抗击敌人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引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弱转强,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我们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革命战争,不仅创立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役战术理论,而且亲自指导和指挥许多战役取得胜利。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下面,仅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谈几件事:

  1932年夏,蒋介石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对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于8月初召开了兴国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北进,首先消灭盘踞在乐安和宜黄的敌人,然后分别向西、向北,威胁并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

  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军委于8月8日发布命令,规定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由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所属部队配合,发动乐安、宜黄战役。

  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签发了进攻乐安的训令。为什么先攻乐安呢?原因之一是乐安位于宜黄西南,距我们红军的出发地较近。还有一个原因是,乐安的守敌为两个团又一个营,由敌军一个旅长指挥;而宜黄的守敌有四个团,由敌师长亲自统率;先打弱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的用兵方法。

  我军相继攻克乐安、宜黄后,按照兴国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应西渡赣江夺取吉安,或向北进击夺取抚州等中心城市。但是,毛泽东同志早在东征漳州以前,就明确反对临时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决定和“左”倾路线;现在,在敌人第四次“围剿”即将到来之际,他认为更不应该去进攻敌人兵力雄厚的大城市而消耗红军力量。所以,他和朱德总司令商量后一致认为应该改变原来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转而攻击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于是,我们把目标转向宜黄东面的南城。可是,当我们把三个军团调集到南城外围准备进攻时,发现驻守南城的敌军有三个师,而且城防工事很坚固。根据这个情况,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经过冷静、缜密的考虑,果断地决定我军主动撤离南城地区,回到新占领的地区发动群众,做好准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这样,就使红军避免了陷于长期苦战、久攻不下的消耗战,保持了战斗力,从而取得了战略主动,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准备了条件。

  按照具体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原定的计划,这些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指挥乐安、宜黄战役中,采取的正是这个方法。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军事上,他认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主张集中力量,击敌一点,而且要先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

  解放战争初期,我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在我军撤离张家口,主力南下转战平汉路后,有一段时间仗打得比较被动,甚至没有打过一次歼灭战。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给军区发来电报,指示我们要打好歼灭战,必须“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

  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部署以后的战役,果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使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特别是在清风店地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敌军一个军部、一个整师又一个团,俘虏了敌军长和副军长等,为尔后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创造了有利条件。

  平津战役中,毛主席神机妙算、运筹帷幄,更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伟大战略家的杰出才能。

  当时,华北敌军总指挥傅作义将六十万军队从西面的归绥起,向东沿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和滦县,直达海滨,摆成了一字长蛇阵。

  毛主席按照“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个富含哲理的道理,决定把平津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对敌军分割包围,将其一字长蛇阵截成数段;第二,先解决两头,即依次歼灭西面的张绥(张家口、归绥)之敌和东面的津唐(天津、塘沽、唐山、滦县)之敌;第三,最后解决北平之敌。有的同志把这个部署形象地叫作“腰斩长蛇,砍头断尾”战术。

  但是,要完成这个分段歼敌的部署,必须使傅作义留在北平而不从海上南逃。这时,毛主席展示了他那高超的指挥艺术:

  首先,命令原来围攻太原和归绥的我军:缓攻太原,撤围归绥,使傅作义感到西线尚有可为而舍不得东逃;

  同时,指示正在进行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的刘邓陈粟大军,对已经围住的数十万敌军暂不发动总攻,从而使蒋介石下不了命傅作义南逃的决心。

  唯物辩证法着眼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变化。毛主席正是把这种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军事指挥,通过不同战场间的联系来使敌人“听从”我们的调遣。

  接着,毛主席又命令我军对张家口围而不打,迫使傅作义不得不派出其“王牌军”第三十五军从北平赶赴张家口救援。

  当时我在华北第二兵团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我们兵团部接到毛主席电示,要我们歼灭敌三十五军。当我们把敌三十五军围困于新保安城内,正准备发动总攻予以歼灭之时,又接到了毛主席的电令:

  “杨罗耿对新保安之敌,杨李对张家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务使各敌不能逃跑,以利我东北主力陆续入关,完成对平、津、塘、唐诸敌之部署。”

  对西面的敌人围而不攻,以便完成对东面之敌的包围。这是毛主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指挥的又一个光辉体现。后来,天津与北平被我军隔断围困后,我们才分别攻歼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继而天津也被我军攻克,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取得全面胜利——这些都与毛主席杰出的指挥艺术分不开。

 

  记得毛主席说过,领导的职责在于制定政策和使用干部。好的领导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他本人不仅善于使用干部,而且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在这方面,我有深切体会。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我们在赤水、土城一带与敌军展开了激战。刚开完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现场指挥。鏖战一天后,鉴于敌援兵将至,军委和毛主席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渡过赤水河转移。当时我任红一师参谋长,军团长林彪打电话给我,要我到渡口去指挥部队渡河。我指挥工兵分队架起两座浮桥,部队在浮桥上整整过了一夜,才全部渡过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

  当我回到师部后,才知道在我指挥部队过河时,毛泽东同志曾派总司令部的同志通知,要我们红一师的几个领导同志到他那里去。由于我不在,所以只有李聚奎、黄甦、谭政三位同志去了。据他们后来告诉我,毛主席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还讲了我们应采取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部队整编问题。这说明毛主席对我师干部的关怀。

  更使我感动的是,,毛主席见我未去,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捎给我,信中表扬了我和红四团的同志们前几次架桥任务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队通过。毛主席指的是长征初期在潇水上架桥以及后来在乌江上架桥的事。那时我任红四团团长,率领全团作为前卫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并消灭守敌,为大部队和中央纵队开道。当到达道州时,受阻于城外的潇水河,我们在敌人火力下架好浮桥,冲过河去,攻占了道州,接着布置警戒,掩护中央纵队渡过了潇水。后来到达乌江时,汹涌的急流又挡住了去路,对岸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江面,妄图使乌江天险变成红军难于逾越的障碍。但是,我们红四团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在急流中架起浮桥,消灭了对岸守敌。当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来到江边时,对岸已经没有枪声。毛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其实,架桥开路是我们前卫团的份内之事。想不到毛主席却一直记住此事。现在他又写信表扬。所以,当我捧读毛主席的信时,心中无比激动。时隔数十年,当时的激动心情,至今清晰可忆。

  毛主席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当我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他除了来校讲课外,还经常来看望我们。“红大”开始设在瓦窑堡,后来迁往保安,保安北靠长城,在古代是边陲要塞,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就是我们的校址。这些山洞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积了厚厚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走进去,扑面飞出一群群蝙蝠。“红大”一科的学员全是师以上干部,现在全成了清洁工。我们大家动手,清理好卫生后,又自己制造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的同志说:“嗬!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

  毛主席来看我们时,表扬了我们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建立“最高学府”的精神,接着风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

  毛主席所说的“参禅”,是“参”马列主义之“禅”;他说的“悟道”,是“悟”中国革命之“道”。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求我们通过学习,掌握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以便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并带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投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

  毛主席在政治上和组织纪律上对干部要求很严格,但是,他在和干部谈话时从来不用训斥的口吻,而常常用商量或劝说的口气,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来教育干部。

  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军委要调我到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去任参谋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见周副主席是用商量的口气说的,便说:“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一方面军好,四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副主席告诉我: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不愿去红四军工作的事。所以,到毛主席那里去时,我心中有些不安,准备挨批评。

  可是,到了毛主席住处后,他笑着对我说:“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那天虽是冬日,却不冷,我们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主席说:“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我说:“你讲的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我们又谈了当年醴陵农运和水口山工运的情况。

  接着,毛主席看着我说:“哎,叫你到四方面军去哩。”

  我说:“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一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同志和颜悦色地说道:“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我问:“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我又问:“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同志停下脚步望着我:“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我认真地说:“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毛主席笑了:“嗨,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四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就这样,毛主席在笑谈中说服了我,教育了我。我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分配。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我任参谋长,后又被任命为副旅长兼副政委兼参谋长。当时我们大家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地准备开赴抗战前线。不料,一个月后传来命令:385旅只有769团开赴前线,而旅部率领770团留在后方,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说实话,让我这个一贯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留守后方,心理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我就去找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向他们要求让我到前线去。他们耐心地与我谈话,要我安心留下来。我接受了他们的劝告,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心里还总有些遗憾。

  后来,中央军委将留守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由肖劲光同志任留守处主任。不久又组建留守兵团,肖劲光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参加了组建留守兵团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明了留守和保卫革命大本营的重要性。大会后,在会餐时,毛主席找到了我,依然是那样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耿飚啊,听说你想到前线去指挥打仗,是不是?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769团在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谁给我们中央这些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肖主任讲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他还打了个比喻:鸟有窠,毛毛有摇监,革命要有根据地。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和他那风趣的谈话,坚定了我做好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工作的信心。

  毛泽东同志还常常虚心地征求和听取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乃至批评。

  1943年下半年,留守兵团撤消,改为联防司令部。那时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和曹里怀同志同住一室。我们两人对于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同志的问题,有些看法。我们讨论了几条意见,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向中央反映。次年秋,我在党校毕业,面临分配工作。我给毛主席打了个电话,要求见见他,一来谈谈我对分配的想法,二来想把这几条意见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一下。毛主席给我回了个条子,要我马上去他那里。

  毛泽东同志很忙,见他一次很不容易。我十分高兴,就约了曹里怀同志一起去。我们赶到毛主席住处,先谈了我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意见和两条建议。

  毛主席仔细听后,连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给我?”

  我赶紧把早已写好的五条意见,交给毛主席。

  毛泽东同志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连手上夹着的香烟烧了一大截烟灰都忘了弹。他一面看,一面点头,还用铅笔在上面划出重点,批了些文字。

  时隔数十年,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一个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下情的伟大形象,便浮现眼前!

  (作者:耿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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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习主席的新年贺词,你听出了什么?
  5. 范景刚:沉痛悼念人民作家曹征路先生
  6. 愤怒:你们不能暴打一个热爱毛主席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