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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看,一名洋奴、反共分子的自白!——评茅于轼的“喜悦”与“期待”

钱昌明 · 2019-01-2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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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识字”分子都可以明白无误地确认,茅于轼的“90岁自述”,就是明目张胆地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们批他是资本家的一条乏走狗,一点也没有冤枉。

钱昌明:看,一名洋奴、反共分子的自白!

——评茅于轼的“喜悦”与“期待”

  茅于轼,无疑是右派“知名”人士,历来以直白地发表“反毛、反共、反社”和“洋奴汉奸”言论而臭名昭著。为此,在遭到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爱国人民群众的声讨与批判后,一度成为“过街老鼠”,倒也寂静了一阵子。没想到,日前,网上又冒出他写的一篇《90岁的自述:我的喜悦与期待》,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人至90,随时会去阎王那儿报到。古人云:“鸟至将死,其鸣也哀;人至将死,其言也善”。满以为老家伙在历经了这么多年的“万众吐沫”,特别是在经历了习总书记关于“‘两个30年’互不否定”教育以后,如今“重出江湖”,必将有所收敛。不想“江山好改,秉性难移”!茅于轼的洋奴、反共立场丝毫未变。他仍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继续在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散布他的洋奴、反共言论,继续毒害社会。看来,茅于轼是铁了心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他的汉奸生父汪精卫了!①

  茅于轼的《90岁的自述:我的喜悦与期待》,堪称是一份洋奴、反共分子的自白书!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谓予不信,请看。

轼的“爱”与“憎”

  茅于轼把自己的90年人生,分割为三个阶段:“20+30+40”②。实际上就是讲三个时代:国民党统治时代、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对三个时代,他是这样评述的:

  第一阶段:“二十年旧社会”。

  “从1929­­­到1949的20年里,基本上是个学习过程”,从小学、中学到进入交大,一路顺遂。在那个时代他是幸福的。

  这里,茅于轼故意隐瞒了他的真实身世——自己是汪精卫与小老婆茅以滇瞒着大老婆陈璧君养下的“汪三公子”,汪精卫为了“掩丑”,这才把他送给了茅以新。茅于轼故意把“养父”茅以新,说成是自己的“生父”。

  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他还拉了养父的家族名人——桥梁专家茅以升,说“我们家里出了一个(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他是我的二伯父”。结论是:“我的父系母系,都自由开放,都是留学生”。在“二十年旧社会”中,他一切都很好,很幸福。

  第二阶段:“三十年阶级斗争”。

  1950年交大毕业,茅于轼应聘去了哈尔滨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当了一年火车司机。后因为“优秀”,调到了北京铁道部下属的铁道研究院,搞研究工作。

  “我在铁道研究院呢,没干几年就划为右派了”;“那个时候我也根本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想法,我的许多主张其实跟改革开放以后的做法是类似的,比如说开放市场、保护产权等等。”(看,多有先见之明!)

  在笔者印象中,茅于轼自己曾经讲过,“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当年把他划为右派没有错。如今却又说他并不反党,这只能解释为出尔反尔了。但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如今的茅于轼,确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他是彻底否定“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

  “你当了右派啊,你什么都完了,因为国家就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不用你,你除非到马路上去摆个摊,修鞋,才能养活自己。”

  奇怪的是,怎么茅于轼当了右派,没有“到马路上去摆个摊,修鞋”的经历?怎么依然是国家干部?这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在胡说八道!

  他说,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命运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当政者的手里。当政者搞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大家就都跟着倒霉”;“我们过去在经济学上犯了很多错误,我们的劳动没创造出财富来,反而是浪费了财富,什么大炼钢铁啊、上山下乡啊,都是劳动吧,但它的结果不是创造财富,国家反而变穷了”!

  一句话,茅于轼认为,毛泽东时代就是个“倒霉”的时代,是个“反而变穷”的时代。茅于轼对“二十年旧社会”与“三十年阶级斗争”两个时代的不同评述,充分反映他对两个时代的“爱”与“憎”。

  第三阶段:“四十年改革开放”。

  总体上说,这对茅于轼是个充满“喜悦”与“期望”的阶段。也就是说,他对“改革开放”是既满意,又不满意,这才有了他的“期望”。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活到90岁,最大的喜悦,就是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要问“为什么”?因为可以恢复到“二十年旧社会”,这是他的理想与追求。茅于轼认为:

  “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经过两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那个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个命题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实践不能检验真理,但是这种说法在当时对解放思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它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实践里头,不是生活在文件里头。毛泽东时代我们就生活在文件里,文件告诉我们中国人怎么幸福,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水深火热,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是文件。第二次解放思想是92年邓小平南巡,不要分区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让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现在还需要第三次解放思想,解放什么?解放对公有制的迷信。”

  茅于轼所以要人们“解放对公有制的迷信”,无非就是要彻头彻尾地复辟资本主义!彻底改变现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

  现行《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如果茅于轼的愿望实现了,那不就是彻底背弃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无产阶级政党为资产阶级政党?

  凡是“识字”分子都可以明白无误地确认,茅于轼的“90岁自述”,就是明目张胆地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们批他是资本家的一条乏走狗,一点也没有冤枉。

所谓“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茅于轼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改开”以后,摇身一变,由一名铁路机械工程师成了一名“经济学家”。80年代,他去到心想神往的资本主义“天堂”美国的哈佛求经,一头拜倒在诸如哈耶克、凯恩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脚下,贩卖他们的理论,回国后就成了“权威”——实质上成了美国资本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代理人。

  他大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鼓吹“财富配置创造”论,胡诌社会财富不是劳动创造,而是资本优化配置的结果。他自诩“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最为合理的。只有“为富人说话”,才能保护富人,才会有投资,才能发展经济——穷人才有工作,这就是他在“为穷人做事”。

  他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认为是马克思的“共产”主张,“把中国人害苦了。中国接受共产主义,在农村就把地主的地给共产了,城市里头搞公私合营。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又往共产主义加了很多新东西,比如‘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本来没有这些东西”。

  他认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天然合理。人们去追求平等,这就是个“悲剧”。胡说:“世界上很多悲剧,就是追求平等造成的,包括共产主义思想。人跟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这是自然规律,它是不可抗拒的。当然我们不喜欢不平等,我们可以给它一些限制,做一些调整,但是你不可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共产主义就试图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财产公有,就造成悲剧了,这个可以说是历史最重大的一个教训”。

  他污蔑社会主义,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

  他说,“打击富人的社会,就会变成穷人国,因为他变富你就打击他嘛,那怎么会有富人呢?┄┄到底是什么创造了财富?是配置。人和物要用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财富就创造了。那么谁在配置呢?企业家。所以企业家赚钱是很对的,因为他把人和物用好了”。

  最后,他的结论就是:共产主义“辉煌过一百年,大家都觉得这是人类的理想,但是实践的结果都很糟糕。所以现在共产的思潮已经退潮了。现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国家?成功的一个没有。其实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人类要选择什么制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福山所说的,宪政民主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图穷匕首见。原来茅于轼发表了这么多的歪理邪说,根本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就是地富反坏右——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控诉”!无非就是一篇赤裸裸的反共、反社的“资本家宣言”!无非就是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谩骂与诅咒!无非就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的“宪政民主”!

  继续鼓吹洋奴、汉奸哲学

  茅于轼为什么要如此痛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要如此恶毒攻击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要如此赞美、向往资本主义的美国?归根结底,是由他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世界观决定的。这也就是他顽固坚持反共、反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

  茅于轼作为汪精卫的亲生子,他本能地不愿从根本上去否定这个汉奸老子。他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替老子的卖国罪行辩护,并最终让自己陷入到洋奴、汉奸的立场。一次,他在谈及对汪精卫的评价时,就曾经讲过:

  “有一些汉奸如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相反,我们有的人以十几万人生命作代价,宣称死不投降,这样的人,人民不值得怀念”。(转引自《金一南:不完成国家统一,就不能成为强国》)

  就这样,茅于轼公然把大汉奸汪精卫美化成“英雄”,把残害整个民族的恶魔硬说成是为拯救芸芸众生而甘心“自己下地狱”的人!他的这一诡辩,彻底混淆了“爱国”与“卖国”、“英雄”与“汉奸”的界限,堪称与汪精卫的大老婆陈璧君是“心灵相通”的自家人!与陈璧君当年在法庭受审时的自我辩词——“曲线救国”论如出一辙。

  茅于轼打着维护“人民利益”的名义,宣扬“活命”哲学,力主在对外斗争中屈膝投降,实质上就是要帮助敌人毁灭中华民族,以换取一己之私!他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为的是掩盖洋奴、汉奸们卖国求荣的卑劣用心。然而,这种欲盖弥彰的拙劣表现,最终只能彻底暴露其洋奴、汉奸们无耻的丑恶嘴脸。因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是在爱国?谁是在卖国?百姓心中最清楚。

  就在本次《90岁的自述:我的喜悦与期待》中,茅于轼再一次老调重弹,继续顽固坚持其洋奴立场,鼓吹汉奸哲学。他甚至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黄皮肤”给剥了,立即换上“白皮肤”。他直白无误地宣布:

  “如果我有选择,我希望到美国去!”只是洋奴任务尚未完成,去不了。

  “我想的不是我个人,是所有的人。那大家都到美国去?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有个共识,你的目标是什么?我想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因为中国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美国去,或者到英国德国去,说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看,茅于轼公开喊话了:要大家向席卷财富外逃的富人们(贪污犯、裸官与暴富资本家)学习,先把孩子——国家、民族的明天——先送出国;然后,一起到美国去,到英国去,到德国去!名为“向他们学习”,实为离开中国。

  茅于轼以洋奴之心度国人之腹!他把自己的汉奸心态强加给全国人民身上。认为自己要做“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全国人民都会像他那样要做“美国人”。

  呸!我们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要瓦解中华民族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

茅于轼的“梦”

  茅于轼这辈子始终有一个“梦”,这就是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洋奴、汉奸。他不仅自己要做洋奴、汉奸,而且还要培养全国人民的“奴性”,为美国主子服务。

  他也知道,像他那样的人可以出国去定居、做洋奴,但洋主子是不会让中国穷人都去他们那里的。怎样让中国的穷人也能为它们服务?那怎么办?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方案:“改变”中国!——就是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附庸,世世代代接受它们的奴役。他说得非常清楚:

  “当然出国学习生活,底层群众可能还够不着。等到底层群众也认识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我们改变的方向,那中国改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我最大的缺憾,很简单,就是中国还是一个专政社会,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变成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国家。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可能我看不见,但也不会太远了。我在这方面是特别关心的,因为我懂得,倒退会带来灾难,所以我有个责任,防止社会倒退,推进社会进步。可以说我一辈子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防止倒退,促进进步。作为一个中国人,再也没有比这个目标更重要的事情”。

  对没有资格去美国“享福”的中国人怎么办?茅于轼的“处方”是: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让中国的“底层群众”永远接受美国资本家奴役。

  为了要“改变”中国,茅于轼特别向中国的年轻人喊话: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我对他们的嘱托就是,我希望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们追求真。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要追求?还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逻辑。这两点能做到,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

  “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变成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国家!”

  听到没有?颠覆共产党在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统治,这就是茅于轼的“梦”——在中国彻底复辟资本主义,做美国的殖民地附庸。可惜,历史不可能倒退。茅于轼的“梦”,最后必然破灭。

  由此,笔者不由发出如下的感慨:

  呜呼!世有像茅于轼这样背祖叛宗、逆历史潮流而动之徒,为之奈何?!

  注释:

  ①据“郑州李爷”考证,茅于轼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亲生子。详见《郑州李爷:是时候给茅于轼正名了!》考证文。

  ②见茅于轼:《90岁的自述:我的喜悦与期待》。本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所有引文,均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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