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君子不器（深圳）
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传统政治哲学的精髓在于：非侵略性、中庸、和谐、分寸感、天人合一、天下大同。
在西方，政府是“利维坦”；
他们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还会有一种叫“父爱主义政府”的玩意儿。
西方的政治哲学对政府持“人性恶”假设，时刻警惕政府的专制和集权的倾向，始终担心政府入侵私人生活。民主、宪政的最大任务是为了防止政府做恶，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约束政府的行为。把政府和人民天然地对立起来，这根源于西方主客两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
而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那就是，我们自古对政府持一种“人性善”的态度，学而优则仕，只有精英才能进入政府，理想的个人成长模式被概括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和国家是一体的，“国”和“家”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严格对立。传统中华文化不相信民主的功能，却强调精英的社会责任，期盼出现尧舜禹这样的德才兼备的圣主明君。政府的合法性不依赖于程序和选举，而依赖于业绩和表现，强调贤人治国，强调“以民为本”、“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会形成了一种“父爱主义政府”的传统。每个人都有父亲，可能他有些严厉、有些坏脾气、有些怪毛病，甚至有些“专制”、不通人情，但他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这种血缘和亲缘的纽带是无法割舍和打破的，这与西方神话中动辄出现弑父娶母乱伦现象所反映出的伦理本位截然不同。
千年之前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可是中国社会的复杂程度岂能是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习惯于主客二分的西方，不会懂得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高妙境界，自然也不会明白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独特性，更无法理解什么叫“和平崛起”。因为对他们来说，崛起必然伴随着原有霸主的衰落和权力的转移，你强了肯定要欺负我。崛起为什么还是“和平”的，他们根本听不懂。西方世界为发展中国家傲慢而轻率地开出了“自由与民主”的药方，以为只要实行自由市场加民主化，就能包治百病。如果治不好病，责任只在病人，不在药方（拉丁美洲就是前车之鉴）。中国不好，社会问题严重，一定是中国不自由、不民主，没有人权。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西方人永远不明白，中国军队为什么可以徒步强行军21小时，在大雨和余震中前进了90多公里，两个多马拉松的距离，到达后又立即投入救灾工作！ 西方人永远不明白，中国军队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的口粮全部留给灾区的百姓，宁愿自己不吃不喝！ 西方人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当地的百姓在看到解放军后都知道自己有救了。西方人永远不明白，什么叫“父爱主义政府”？
西方害怕的正是中国政府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这样的力量一旦开动战争机器，造成的危害也将是巨大的，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根源所在。但是，我对此仍然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依然奉行“丛林法则”和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在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大国的情况下，中国太需要一个强大的和平政府了，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
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是妥协的艺术。任何一个社会，要走向理性和成熟，必然是中左和中右力量的联合，太激进和太保守都不行，否则只能在民粹和寡头这两极做钟摆，始终摆脱不了治乱循环。最好的社会变革之道,莫过于政府中的开明力量与民间改革力量之间的妥协，而最大的制度建设，莫过于建立起体制内的建设者与体制外的批评者的对话与妥协的机制。如果你希望中国更好，首先要做的就是建设性地批评和监督政府，让他进步地更快，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逞一时口舌之快。
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传统政治哲学的精髓在于：非侵略性、中庸、和谐、分寸感、天人合一、天下大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只要我们回归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回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浓浓人情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伟大政治伦理、“必也使无讼乎”的美好法治理想，建立起现代国家基本的制度安排和融合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新型的自由民主开放的宪政政体，就能迎来中国文化新的伟大、新的容光！中国也必将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和平力量，真正迎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完）
作者简介：君子不器，笔名，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文章转载自青年文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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