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二章第一节
大乘唯物史观的新课题与新境界
中国学者董庆良有一种见解：地缘政治学“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而且还触及历史哲学的深层，诸如文明的兴衰与更替、民族的发达与落后、世界的发展与环境、人类的战争与和平等等，都可以从地缘因素的透视中得到反映。”【董庆良《战略地理学》 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更加正确的是：地缘政治学如果不触及历史哲学的深层，就不能在旧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任何新成果，从而也不能从目前陷入的困境中得到解脱。或者说，地缘政治学到了今天，其进一步的发展和困境的解脱，取决于历史哲学理论基础的更深开拓。
这里说的“历史哲学”，当然不是不可证伪的非科学的唯心历史哲学，而是可以证伪的科学唯物的历史哲学，这就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所谓“历史哲学理论基础的更深开拓”，就是对“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这一迄今为止一直被当作马克思历史唯物论不证自明的公理和出发点的“事实”提问，使其成为一个可以证伪的问题。这样，才能在保持它的科学性不受怀疑的同时，使问题进一步深化，然后求其解释，并得出应有的正确结论。
或曰：对“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这一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事实，人们难道还能提出什么能够对其构成一种证伪压力的真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来吗？难道还能在以人的肉体存在为前提的生理学即人本主义生理学范围之外问“人们为什么要吃穿住”吗？这样的问题，与“两点间的距离为什么直线最短”、“三角形的内角和为什么等于180度”之类的“问题”，不是同等无意义吗？
然而，“事实”真的“再简单明了不过”了吗？回答是：未必。因为吃穿住问题，与其说是一个以人为本位的人体生理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更为深刻的自然本位的地理学中的气候问题。气候，不仅一般地决定着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且特殊地决定着人类不同的衣食住需求及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方式。固然，凡是人，无论古今，不分地域，都必须吃饭穿衣住房，这是人类的共性；但是，共性中还有不同个性，这种个性，正是由气候决定的：气候不同，人们对吃穿住的需求及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方式必有不同的特点。这样的不同，并非无关紧要的，而是“尤其重要”的。毛泽东说得完全正确：“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83页】而在“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问题上，这样的“特殊点”就是：
同样是吃，为寒冷民族正常生理所需要的含热量高的大鱼大肉、乳食烈酒，是热带民族的正常生理所不需要的；足以满足热带民族正常生理需要的含热量低的简单素食，见之于寒冷民族，必满足不了他们的正常生理需要。同样是穿，寒冷民族人人羡慕的虎皮大衣，在热带民族那里一无用处；热带民族近乎裸体的穿着，见之于寒冷民族，必使后者不胜其寒、冷冻而死。同样是住，寒冷民族厚实保暖、密封性好的华屋广厦，见之于热带民族，必使其有如在蒸笼、热不胜热、难以忍受之感而成为多余之物；印度、墨西哥、巴西等热带国家大城市中大量存在而居住者本人却安然处之的贫民窟，见之于北方寒冷国家，这些国家的下层阶级，又怎能不为此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呢？
说得更“现代”一点：位于北方、气候寒冷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使自己过上应有的“热量平衡”（此概念的解释见本章第五节）生活而需要的每人每年平均数吨的石油需求量，这样的“发展指标”，又岂是热带国家所需要的？又说得“抽象”一点：“夏虫不可语冰”，缘自寒冷气候的寒冷民族人人领悟因而纯属自发的“追求光明”的形而上冲动，作为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光明”多得要不了的热带民族，谁的内在自我感觉会很真切呢？
必须指出：这种种的不同，不是时间历史性的社会差距，而是空间自然性的地缘差别，因而无论人类历史发展到什么样的“高级阶段”，只要地球气候大体保持非“全球同此凉热”现状，这些差别都不会消失。此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
那么，这种种的自然性不同，又有何种社会性意义呢？
答曰：这样的意义，众多得数说不完，重大得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只能一言以蔽之：它决定着人类全部千差万别的社会生活。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世界各地、各民族、各国家，他们的生活样式（包括风俗、社会制度等），都由不同的气候决定。正是由于气候的不同，才决定了世界各地、各民族、各国家，什么事情可做、该做，必须做；什么事情不可做、不该做、不必做（所谓“可为可不为”）。
当然，这样说尚嫌笼统，因而有必要再作下面几点具体说明：
第一，经济中的生产关系方面。马克思说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诸种“经济形态”，之所以只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原因正在欧洲特有的冷而不酷的气候。这种气候条件下的人们，时时处于一种由阴生阳的阴伏状态，因而不仅创造潜力巨大，而且容易成功。同理，地处热带的南方国家民族，之所以有的甚至迄今为止还停留在“第一种经济形态”即原始经济形态中，原因就在南方地区光热过多，当地的人们，原始以来就处在一种阴性创造力被过多的阳光阳热地蒸发掉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中，变革创新能力天生自然不足。此外，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界讨论了一个来世纪而不得其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它的谜底，不正在亚洲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吗？此问题之所以百年不得其解，原因不正在解题的人们把一个本属空间地缘性的概念（“亚细亚”就是一个地缘概念）当成时间历史性概念从而导致了以历史分析而非地缘分析为解题方法的方法论错误吗？
第二，经济中的生产力方面。生产力以能源为动力，生产力之“力”，来自能源；又因为人体就是一个有机的能源体，人类的劳动，不过是人体生理能量这种特殊能源的支出；正如没有人体生理能量，人体生理器官就是些没有生命的肢体一样，没有能源的机器，只是一堆没有力量的钢铁；正如机器是人体器官的延长一样，机器必不可少的一切工业能源，不过是人体生理能量的延伸；而对能源的需求量从而对劳动工具和劳动的需求量，又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因此，一切凝结着人类劳动或价值并且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社会财富，都随纬度的降低而减少，随纬度的增高而增多；随气温的降低而增多，随气温的增高而减少。此理，可以前面对吃穿住问题的分析为证。此外，这里再举一个现成例子：工业革命以来，耗能巨大的作为现代工业经济基础的重工业工厂即机器制造业，在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地区，是不能像在气候寒冷的北方国家地区那样，对当地的劳动力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并因此而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的。这正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气候寒冷的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早已饱和的制造业，之所以在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转来转去地转悠了几十年都不得其所，而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当转到大体说来还算一个气候较为寒冷的北方国家中国来的时候，就得其所的原因所在。
第三，生产和需要，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脚注：这里说的“气温”，既指大范围的自然界温度，也指小范围的人们日常生活中能够利用和享受的人工热能。】乃地缘经济学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此原理一旦展开，将使经济学发生一场全新的革命，并为生态经济学这门正在酝酿中的新型经济学奠定它所必有的一块坚实的理论基石。当然，主题所限，这里不是展开来的时候，但想借此机会，在先指出这样一个要点：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要么建立在亚当·斯密说的以人类的“利己欲望”为动力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要么建立在马克思为最后完成者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然而，“看不见的手”的背后，更有一只威力更大的看不见的手，这就是：人类的欲望，来源于热能，并且表现为热能的释放；而热能在世界上的分布，并不是到处一样的，而是随纬度气候的不同而不同的；因此，人类的欲望，也随纬度气候的不同而不同。比如人类最原始、最低级、最强烈的欲望即性欲，就依气候的不同而不同：越是热带民族，性欲越强；而寒冷民族，在工业时代以前，就很贞洁，近现代以来，如果不是被种种现代人工热能所熏烘和种种“壮阳药”所“武装”的话，同样如此。而在“高级欲望”方面，纬度地带性特点更是明显：纬度越高、气候越冷，欲望越高级。例如：寻求宇宙之迷的求知欲望，只在北方民族中表现得最强烈；以分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欲望即凯恩斯说的“血气”，【脚注：“设企业要靠私人主办，则必须在冷静盘算以外，再有血气来补充……故在估计未来投资之多寡时，我们必须顾及：那些想从事投资者之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们的消化是否良好，对于气候之反应如何，因为这种种都可以影响一人之情绪，而投资又大部分定于油然自发的情绪。”（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8-139页）】高纬民族最强，赤道民族最弱。如此等等。因此，不分析气候，只以西方寒冷民族的欲望为无差别的人类共同欲望，这样的经济学，将误尽苍生。至于劳动价值论，这里要说的是：第一，人类之所以需要劳动，是第四纪冰期寒冷气候逼出来的；气候越冷，劳动需求量越大、质量越高；气候越热，劳动需求量越小、质量越低。第二，劳动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别，复杂劳动的来源，不只是个后天教育培训问题，尤其是个劳动者的先天素质问题。此问题的起因，只能到纬度决定的气候条件中寻找：一切气候炎热的低纬地区，当地的“土著劳动力”，无论如何教育培训，在出人才尤其高级人才方面，都难以与气候寒冷的高纬地区相比；一切自然环境不那么素洁的中纬地区（比如中国），在复杂劳动即创新能力强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教育培训方面，如果不考虑由地质地理气候决定的先天素质因素从而采取与高纬民族不同的教育培训方法，只知“虚心学习别人长处”并倡导什么“学习型社会”，同样将误尽苍生。
第四，政治方面。由于政治以阶级分化为基础，而阶级分化又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又因为南方国家地区经济的天然不发达，因而南方国家地区的人们，政治意识就很淡漠，如果不是北方国家地区的人们的介入，南方热带地区，至今甚至还将停留在前殖民时代那种连“国家”这种东西都未成形的原始状态。再就现代说，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南方国家之所以政局混乱、冲突不断，原因就在炎热气候条件下的人们，天性也是热的，这种于社会发展没有助力的热烈天性，如果人们的发展愿望真的强烈的话，就只能用冷静并且讲究集权的社会主义办法反制，而不能实行给社会气氛加热的北方发达国家式的全面民主办法，因为这样的办法，只会使这些国家地区的人们的天性热上加热，社会秩序更加混乱。而冷战后的这些国家，实行的正是后一种办法。
第五，军事方面。“兵者，阴事也……嘉庆季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尝语人曰：‘吾每临阵，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是日必败；行间若有冷风，身体似不禁寒者，是日必胜。’斯亦肃杀之义也。”【《曾国藩全集·诗文》 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这里，曾国藩的所谓“肃杀之义”，其实是个物理学中的热胀冷缩原理。根据此原理，自古以来，南方国家之所以在北方国家的攻势面前总是处于一种被动挨打地位，原因就在炎热的气候使得南方地区的人们性格“混胀”、组织混散（热胀），尽管他们占有热气十足的个人对个人的拳击优势，但人类战争历来实行的是集团对集团而非匹夫对匹夫的战法，用的是武器而不是拳头，而组织良好的集团和先进武器的制造与使用，需要的都是北方式的冷静的分析型、理智型大脑，而不是南方式的热动的综合型、感性型大脑。尤其是寒冷的气候，使得北方民族总有一种一呼百应、分散的力量凝聚成一个拳头、先冷缩再爆发、负阴抱阳地南下夺取“阳光下的地盘”的酷劲。在这股冷缩性、集团性、爆发性的酷劲面前，虽有“匹夫之勇”但阳热混散的南方人，是抵挡不了的。
第六，道德方面，冬天到来，大自然总在北方杀灭大量生物，因而北方民族总有一种“物伤其类”、“羞怯哀痛”的“物哀心”和慈悲心；而南方则没有冬天，一年四季生物葱茏，因而北方式的慈悲心肠在南方民族那里就很淡漠（随纬度递减）。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北方民族比南方民族更嗜杀，这又与他们的物哀心相矛盾，因而北方民族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冲突感。这在宗教上就称为“原罪感”，在文学中则称为“悲剧意识”。这种原罪感或悲剧意识，在一切南方民族那里，是找不到的。
第七，哲学方面，如果南方民族也有哲学的话，那么，在“变化”与“发展”这两个重要哲学观念中，北方民族侧重的是头脑冷静、方向明确的“发展”这一观念（意志坚强的现实主义文风）；南方民族侧重的则是头脑热动，缺乏方向性的“变化”这一观念（自由散漫的浪漫主义文风）。
第八，宗教方面，北方民族自己的宗教大多是冷静因而高级的一神教，南方民族自己的宗教大多是热动因而低级的多神教。
如此等等，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在举了上面这些例子后，最后还要指出一点：由于“自由”需要适当的温热和摩擦系数小的大平原，“意志”需要较为阴冷的气候，因而“自由意志”这种“可贵的精神力量”，只在生活于平原广大、气候冷而不严酷的北大西洋两岸的西方民族那里被当成必不可少的东西，在世界其它地区尤其热带地区的国家民族那里，要找这种真切感觉，是很难的（气候热，人就缺乏“意志”；在“自由意志”中，热带民族有自由缺意志）。甚至气候同样冷但冷到冰冻严酷的同属寒冷民族的斯拉夫人，这种感觉，也不大真切（气候冰冻，人的性情势必显得刚硬不活泼从而难以“自由”；在“自由意志”中，斯拉夫民族有意志少自由）。【脚注：事实上，“自由意志”乃阴阳“二气之良能”：“自由”者，性喜发散的阳气也；“意志”者，性喜收敛的阴气也。正因为如此，气候炎热的热带民族才有自由少意志，气候严酷的斯拉夫民族才有意志少自由。】正是这种冷而不酷的气候与冷至于酷的气候的不同，才导致了基督教与东正教的分裂：公元五六世纪，基督教西派教会之所以不顾东派教会的坚决反对、不惜以东西教派的分裂为代价，要在《尼西亚信经》中圣灵“从父出来”句中增入“和子”一词，一个强大而且自然的心理动因，就在于强调“圣灵”代表着的“灵动性”（“自由意志”的原始表述）不仅属于不具肉身属性的“圣父”，而且属于具有肉身属性的“圣子”从而也属于分有圣子肉身的每一肉身存在着的人——当然只是生活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中的北大西洋两岸的人。
如此众多的例子足以说明：在“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这一再简单不过的生理学事实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更强大、涵盖面更广的地理学方面的气候动因。这种动因，远古以来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易经》为源头的中国传统哲学，对此早有深刻把握）。真理是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因为社会条件尚不成熟，这样的动因在当时并没有重大社会价值，因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可以对其采取一种存而不论态度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显得如此重大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就再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了（价值性）。又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比吃穿住更深刻、更基本的问题（客观性），因此，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从吃穿住问题深入到决定吃穿住问题的气候也即地缘问题去（客观性与价值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统一）。或者说：当今的历史唯物主义，其“理论基础的更深开拓”，就是与时俱进地从原先的以人为本拓展为以地（自然）为本；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会有里程碑意义上的真正发展。这正如当今的中国山水画，只有像英年早逝的河南画家李伯安那样，勇于突破张大千为代表的以雄奇壮丽的长江三峡为焦点的阳刚壮丽风格（张氏的代表作，是焦点集中在三峡的《长江万里图》），逆江溯源，反本开新，创造出一种以庄严高古雄伟肃穆的青藏高原为焦点的阴森肃穆风格，才能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更大成就，并从根本上把握住中华民族之根本、画出中华民族之魂魄一样（李氏的代表作，是作为其绝笔之作的以青藏高原为焦点的《走出巴颜喀拉》）。
的确，当今的历史唯物主义，其理论基础的更深开拓，就是从原先的以人为本深化拓展为以地为本。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更是它一个“大乘”式的新的更加高广的境界。只有进入这一新境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像佛教的曾经由原始佛教发展为大乘佛教样地防止自身“小乘化倾向”，其视野和容量才能更加开阔广大；只有进入这一新境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从目前面临的只能解释意义已经不大的阶级起源问题不能解释意义已经十分重大的不同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一困境中摆脱出来；只有进入这一新境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在当今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面前从容应对。不然的话，且不说它所面临的因其自身的“法执”而必有的小乘化危机和由此而来的被庸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讲吃讲穿讲住的主义”的危险（赖昌星、李纪周之流对如此“历史唯物主义”见解“独到”最感兴趣；然而，又有哪位贪官污吏和心态贫贱的“富翁”不对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双手赞成呢？）就是一个小小的因文明差异而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它都会有不堪应付之感，更不用说在诸如民族矛盾、文明冲突、东西问题、南北问题、人口问题、环境资源问题、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重大得没有一个不是关乎人类前途的问题面前它的难以应对。反过来说，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拒绝这种大乘式新境界，那么其前途只会有两种：要么流变为“讲吃讲穿讲住”的庸人哲学，从而为大气魄“不断向最高存在飞跃”的人类健康力量小看；要么在历史的进程中被边缘化，在历史和现实面前，除了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讲些以紫夺朱、变白为素、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大话、套话、空话外，其他的，讲不出个所以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给马克思主义带来这样一种灾难性后果：政治老辣，学术稚嫩，体（学术）用（政治）不接气，治术脱离学术，【脚注：宋儒有言：“学术治术，一以贯之。”此理，尤其值得以物质一元论的马克思主义为治国理论的当今中国政治家们深思。】权利二字为看家本领；士不归心，大气量高素质的人才避而远之，庸才奔竞、后继无人。
或曰：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地位又往哪儿摆？
答曰：这个问题纯属多余。因为这里不是在向马克思挑战，而是在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真正的继承和发展。这样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坚信“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慌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的青年马克思，和把《资本论》写作工作放下、集中精力研究人类学并写下大量“人类学笔记”的晚年马克思所期待的结果。【脚注：关于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的研究及其动因、意义、研究情况、具体困难等问题，读者可参考《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上登载的《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我们今天》一文（作者杨适 田盛顿）】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以吃穿住为前提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的了，甚至只要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这一评价，依然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地位的基本评价。
不错，马克思这两个发现，现在都面临证伪压力或挑战，【脚注：卡尔·波普指责说：马克思、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不可证伪性，因而不是科学。其实，运用地缘分析法，不仅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证伪，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可以证伪。】但这不是马克思的败笔，恰恰相反，是马克思的光荣。因为只有可以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理论；那种自称“先进”却不可证伪的“重要思想”，根本算不得科学。
《广义地缘政治学》二章二节：人类起源于寒冷气候
“给进化以最大影响的，是气候变化。如果注意不到这一点，其研究道路只能像以往的许多学者考虑过的那样，在生物自身的内部寻求生物前进发展的原因。”【脚注：此语出自日本古生物学家浅间一男《人为什么成为人——达尔文进化论质疑》一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需要指出的是，在生物进化问题上，本书作者在对浅间先生的“生命环境均衡说”表示认同，而对达尔文派的“基因突变说”表示异议的同时，对浅间先生的观点还要补充两点：第一，浅间所谓“环境均衡”，其实就是中国古老《易经》说的“阴阳二气”的平衡。第二，在生物“进化”问题上，世界上最高明的理论，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是拉马克的灾变论，而是中国古老《易经》说的“阴阳交感，化生万物”。】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文明力的力源就是寒冷气候”。换言之：文明起源于寒冷气候。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不仅文明起源于寒冷气候，就是人类自身，也起源于寒冷气候；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都根源于同一自然动因；如果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不是同根同源的话，是不可思议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谈论文明起源，得从人类起源谈起。
然而，在此之前，有必要作点方法论方面的说明。
卡尔·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雄辩证明：科学固然以事实材料为根据，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善于发现的大脑，材料再多，也只是一堆僵死的“物自体”。然而，波普没有告诉我们：善于发现的大脑，如何形成？这样，波普的理论，又为二元论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天才论埋下伏笔。这里，我们可以对此问题作一科学唯物的简要回答：善于发现的大脑，就其“种子力”说，缘自宇宙因缘无始以来尤其第四纪冰期以来对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熏习，此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为心”；就其种子力的发显说，缘自全新世以来冷而不酷的气候，此所谓“一阳能知天地心”。这里，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是个最有力的因素，只有在此气候条件下，人类祖先才能扬弃阳动的动物生活习性，自然形成一种阴静的精神生活习性，最终完成从动物到人的进化；只有在阴静的精神生活习性中，人们才能高度入静；只有高度入静，人们才能“寂感真几”（今儒牟 宗三 先生语）地体验到因受宇宙因缘熏习而全息在人体自身这个“小宇宙”中的大宇宙的秘密并把它提取发明出来。因此，波普说的科学发现中的“猜想”、“假说”，柏格森说的“非理性因素”、“创造性直觉”，爱因斯坦说的“自由创造”、“基于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基础的直觉”，以及今儒牟 宗三 先生所谓“寂感真几”，等等，看似全属主观因素，但无不以客观的寒冷气候为前提。
解决了科学研究中主观因素的客观来源后，我们就可以“为我所用”地大胆引用汤因比《历史研究》绪论中的这段话了：
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和表现我们研究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人类生命现象。第一种方法是考核和记录“事实”；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已经确立了的事实的比较研究来阐明一些一般的“法则”；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
本节中，作者对“人类起源于寒冷气候”这一论题的阐释，主要采用第三种方法，而以一、二两种方法提供的某些基本事实和法则为据，它们是：第一，人类属于陆栖动物，陆栖动物的大繁盛始于中生代并延续到现在的新生代；中生代是陆栖动物中爬行类的恐龙称霸地球的时代，新生代是陆栖动物中哺乳类的人类称霸地球的时代。第二，中生代与新生代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气候炎热后者气候寒冷，爬行类与哺乳类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不耐寒后者耐寒。因此，在气候炎热的中生代，耐寒的哺乳类不敌耐热的爬行类；在气候寒冷的新生代，耐热的爬行类不敌耐寒的哺乳类。第三，人类是哺乳动物中的佼佼者，它与其它哺乳动物的最大区别是直立行走，它的出现与第四纪冰期的出现几乎同时，正是第四纪冰期寒冷的地表温度使得四足行走的哺乳类不得不从中进化出一种身体与寒冷的地表接触面积减少了一半即由原来的四足行走变为两足行走的动物——人类。
基于以上三点“事实”与“法则”，以下我们就可以“巧说因缘”地“虚构”或者“艺术的再创造”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大概“故事”了：
地球科学告诉我们，在大约距今2.5亿年至距今0.65亿年的中生代，地球的气温比今天高得多。那时两极附近年平均气温为8－ 10C 0，比今天高30－ 40C 0（今天北极为－ 19C 0，南极为－ 33C 0）；低纬地区年平均气温为25－ 30C 0，和今天差不多（今天赤道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为 25.4C 0）。在那样的气候条件下，冰雪是罕见的，地球仿佛一个大温室，各种无意识、无智慧的动植物大得其时，都在“疯长”。比如今天高不过 一米 的蕨蕨菜（龙爪菜），那时则是参天大树。动物方面，炎热的气候使得空气中的温度总是高于地表温度，在这种情形下，动物们就无直起身子以使身体的表面积与地面的接触面减少的必要，用不着担心因身体与地面的大面积接触而“冷坏了肚子”，用不着把来自太阳的光热看得那么重要；相反，倒是过多的来自太阳的在空气中散发不出去的热量使得它们把相比较还算低一点的地表温度看得更为可贵。为着弥补这种“阳盛阴弱”、热多冷少的气候缺陷，动物们都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往下坠，从而加大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这样，地球就成了爬行动物们的天下。又因为茂盛的植物和充足的阳光为动物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食物和热量，因而动物们都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精神状态”千万亿年地处于半醒半睡状态，久而久之，动物中就出现了恐龙这种其大无朋的庞然大物了。
新生代以来，气候渐渐变冷，这使得动物们越来越不宜肚皮贴着地面行走。在阴气重于阳气的气候条件下，动物们看重的不是阴冷的地气，而是较为温热的天气（空中之气）。为了弥补阴盛阳弱、冷多热少的气候缺陷，动物们大多选择了尽量使自己身体的表面积与地面的接触面越来越小的运动方式，尽量选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接收到来自天上的光明光热的身体姿势。久而久之，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只局限于“巴掌大那么一点”的哺乳动物就大量出现了。此外，新生代以来，由于诸多高大山脉的崛起，地表摩擦系数增大，这样的地质地理条件，也不利于爬行动物那种肚皮贴地的运动方式，较好的运动方式是几个点着地即哺乳动物那种用四肢行走的运动方式。尤其第四纪冰期以来，气候变得更加寒冷，地表温度变得更低，地质变得更硬，地表摩擦系数变得更大，食物变得更加稀少，这些更加严酷的地质地理气候条件，促使动物们必须使自己的身体与地表的接触面积变得更少，结果就是四足行走的哺乳动物中出现了由原来的四足行走变为两足行走、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比原来减少了一半的人类。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在更加寒冷的第四纪冰期气候条件下，动物们因为天长日久老是意念着天上的光明光热，从而缘生出一种运用意念力采取来自天上的太阳发出的能量和光明的心理倾向，天上太阳对动物们的生存越来越重要，它们自己也越来越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一旦它们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它们”就转化为“他们”——无意识的动物就转化为有意识的人类了。此理，可从汉文“意”字看出，它由“心”、“日”、“立”三字组成。“心”者，人类意识也；“日”者，发光发热的天上太阳也；“立”者，身姿为顶天立地的人类也。这表明，人类最原始的意念力，其物理学意义上的“力的方向性”，最先就是指向天上日光即想念天上光明的（所谓“盼星星、盼月亮，只盼深山出太阳”）。
然而，即使在中生代，地球的表面温度也并非到处一样的，如前所说，它在两极附近大约为年平均8－ 10C 0，在赤道地区大约为年平均25－ 30C 0。这表明，每年中的某个时段，两极附近都会出现接近冰点的天气情况。因此，在中生代，地球也不是到处都适应体温随气温而变化的爬行动物的生活的；中生代的爬行动物，肯定有自己特殊的纬度分布范围，它应该主要集中在中低纬地带。而高纬地带较低的气温，就化生出了体型小如今日的老鼠的原始哺乳类。此后，在长达上亿年的地质年代中，地球像以往一样，反复经历了多次两极变赤道、赤道变两极的极变。在这些极变尤其新生代以来的极变中，当热带变为温带时，身躯庞大的恐龙，就无法适应而灭绝了。而哺乳类动物，由于身躯的小巧灵活，到处都能适应，并随着新生代以来的极变和气温的变化而分布到了全球所有地区。其中一支由于体力弱小，在生存竞争中胆量不大，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活动，就怯懦地退缩到了热带阴湿茂密的雨林树上去了，这使得它们即使在热带的炎热气候条件下，也能够保存住它们的祖先在温带较低的气温中生成的体毛。这支哺乳动物就是猿猴类。后来，在气候进一步变冷的条件下，有些地区的热带雨林消失了，有些地区的热带雨林保存下来了；生活在未消失的热带雨林树上的猿猴类，依然保持着它们的生理特点，至今依然是猿猴；生活在消失了的热带雨林中的猿猴，则不得不放弃对树林的依赖，下到地面生活。然而，此时的猿猴类，数千万年的森林生活，已经使它们具备了三点其它哺乳动物所不具备的进化优势：一是前肢灵活，前掌伸曲自如，抓握树枝的手，下到地面后用以抓握木棍和捡拾石块以作武器之用，自然而然。二是长期在树枝上的垂吊生活，使它们的身姿自然拉直，下到地面后，直立行走已不成问题。三是长期呆在高树枝头、视野开阔的生活习性，使它们形成一种眼界宽阔的心理视野，下到地面后，物理视野变小了，但“要求”看得远一点的遗传心理视野依然起作用，在这种遗传心理视野驱使下，为了尽量看得远一些，从而在生存竞争中获得更多更快的信息，它们必须使自己随时挺直了身子往前看，这更加巩固了它们原先获得的直立进化成果。在这三点优势的支持下，离开森林的这支猿猴，对地面生活越来越适应。
当然，这期间，火的发明是关键。此发明依赖两个条件：一是气候的寒冷，二是手的灵巧。如果气候不寒冷，连热带雨林都不会消失，更不用说对火的需求。因此，当猿猴们下到地面讨生活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火对它们来说是一种必要了。任何必要性，都包含可能性。这可能性，就是猿猴们那双灵巧的手，它首先是利用天然的火，在固定的火点，时时要给它添柴，有时又要捂成阴火。远距离迁移时，又要想方设法保存它。为保存火种，猿人们（在利用天然火阶段，“猿猴”已经成“猿人”了）不知动用了多少心机，从而使得自己也变得更加聪明起来。这聪明，为人工取火准备了最后的条件。当人工取火阶段到来时，它们实现了自己进化过程中一次质的飞跃——由动物变成人。如果说这以前它们主要生活在气候较为温和的中纬地带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就不畏惧北方的寒冷了。当然，他们的往北方迁移，不是有意识的。实际情形可能是这样：在古人阶段，掌握了人工取火本领的古人们，夏天到来时，四处漫游，有些不知不觉到了北方；冬天到来时，他们迷失了回去的路，弱小者冻饿而死，强壮者依赖火和简单的食物，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适应了寒冷气候，变得更强壮了。此外，冰期与间冰期的反复交替，作为一种“外因”，对古人们的或北上或南下，作用力也很大。比如非洲某些强壮的黑人支系，其祖先很可能曾经属于北方寒冷人种，经受过寒冷的锻炼；后来，在某次冰期到来时，又南下到了热带地区，其后代经过几万年的热带气候熏染，变成了黑种人。至于某些弱小的热带民族，我们可以断言，自从十数万年前进化成为会人工取火的古人类后，一直是生活在南方的，因而今日的他们，无论肉体与精神，与十数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也无多大差别。
最后一个疑问：从猿到人，体毛如何退掉？对此，西方有人作过如此假设：人类是在水中进化成为人的；在从猿到人的漫长时期，进化中的人类，有过一段生活于水中成为水生动物的经历，因为一切水生动物都没有体毛。此假设，太过离奇不说，尤其不符合人类乃第四纪冰期寒冷气候的产物这一常识性的科学道理。因此，实际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
固然，北方的寒冷气候，使得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陆地动物，必须长出体毛，但自从掌握了火以后，生活于北方寒冷地带的古人，对火的依赖又大大超过南方热带地区的古人，在漫长的冬天，他们都窝在山洞中的火塘边，偶尔外出，也披上兽皮大衣，这样，太多的体毛就无必要，其慢慢褪化掉，乃必然之势。至于南方古人，也是因为掌握了火，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走动，如果说不会用火的南方猿猴们不得不躲进阴湿的密林深处从而保存了他们中生代的祖先在北方形成的体毛的话，那么会用火的南方古人，则因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走动而像南方热带雨林中一切强壮的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走动的哺乳动物样褪尽了体毛。
这就是说：北方寒冷民族的体毛，主要通过人工热量即大量用火途径褪化掉；南方热带民族的体毛，主要通过自然热量即阳光途径褪化掉。又因为人工热量总不如天然热量充足，因而北方寒冷民族的体毛，褪化得总不如南方热带民族彻底：胡须、头发、胸毛浓密，毫毛较多。此外，无论南方人北方人，其“毛之不存”，又都离不了直立行走中的重力作用：正如越挺拔标直的植物，枝杈毛叶越少、主干越光滑，越不挺拔标直的植物（灌木、藤蔓、茅草等），主干越不光滑一样，人类因为直立行走，身姿最挺拔标直，因而身体最光滑。
总而言之，人类，乃新生代以来寒冷气候的产物。可以断言：如果地球永远保持中生代那样的气候，那么，仅凭达尔文进化论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就是过几十亿年，从动物界中，也永远“进化”不出会用火并因此而大踏步进化的智慧生灵。正如人类出现以来，如果北方寒冷民族不介入和气候永远炎热的话，在南方热带民族中，即使“发展”几百万年，也不可能出现以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一样。道理很简单：人类的本性或本质力量就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人类是一种趋光用火的动物，火是一种极阳的物质，对火或对光明的需求，必因缘于极阴的寒冷气候，如果自己就在气候很热的“阳光下的地盘”中，“火气”十足，还追求光明干什么呢？此所谓“负阴抱阳”、“由阴生阳”是也。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二章第三节：
文明的根本动因是追求光明战胜寒冷
关于文明的起源，汤因比曾经正确指出过：文明是一个阳动的过程，它必起源于“一种完美的阴的状态……当阴的状态已经如此完美的时候，它就该到变为阳的时候了。”【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这种一动一静的交替节奏，这种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古代中国社会的圣贤们用他们充满了智慧的形象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为‘阴’和‘阳’——‘阴’代表静，‘阳’代表动。”【同上第63页】
不过，汤氏这种“宇宙辩证法”，还停留在抽象观念中；辩证法之于他，“仅仅止于一种抽象的掌握。”（黑格尔）因此，当把这种普遍的阴阳辩证观点用于具体历史领域即用于文明如何由阴而生问题时，他的解释就一塌糊涂了：不是去考察阴阳本身及其转化所依赖的具体条件，而是把阴阳当作两只推动问题走出困境的万能轮子，作抽象的形式主义套用。比如他把原始社会称为阴静社会，把文明社会称为阳动社会，而阴又必转化为阳；因此，按此逻辑，一切原始社会，都必发展为高级文明社会。可此一论点又受到汤氏本人所正确指出过的诸如波利尼西亚人在复活节岛上留下的半途而废的“停滞文明”、南方热带黑种民族为什么未创造出任何文明等事实的挑战。为补这类漏洞，汤氏又提出诸如“用力过猛”之类的稀奇古怪的说法，认为“所有这些停滞文明之所以丧失了活动的能力，是由于它们曾经用力过猛的缘故。”【同上第206页】其实，正如西方谚语所说：“喷泉的高度，永远不会超过源头”。这些“停滞文明”，像一切因实现而消亡的文明一样，它们自我实现的潜力和可能达到的文明高度就是它们表现出来的样子，何来的用力过猛？此外还应指出：如果不是把文明的动因归结为主观因素，又怎么会得出用力过猛的结论呢？可见， 汤 先生的历史观，依然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窠臼。
汤氏不明白：“阴”是具体的，“阳”也是具体的；抽象的阴阳，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阴阳，都是具体的，可以指证的。因此，一位学者，当你不能说出原始社会所以属于阴静社会，文明社会所以属于阳动社会各自所依据的阴阳物事（条件）的时候，最好不要妄论阴阳。
谁都可以指证：在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上，最大的阴，就是寒冷气候；最大的阳，就是炎热气候。以此类推：北方为阴，南方为阳；黑夜为阴，白日为阳；阴天为阴，晴天为阳；雪水为阴，雨水为阳；冬天为阴，夏天为阳；高纬度为阴，低纬度为阳；高海拔为阴，低海拔为阳；内陆为阴，沿海为阳；背阳为阴，向阳为阳……等等。因此，当人们说文明起源于一种“阴的状态”而且此说为真的时候，必定指的是：文明起源于寒冷气候，文明的根本动因就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
的确，文明的根本动因就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文明的种子或者说人类追求光明的种子，作为一种“果”，其“因”正是第四纪冰期的寒冷气候；该气候不仅使人类对光明的需求成为一种必要，而且造就了使这种必要成为可能的主观条件——含藏着智慧的人类大脑。这也就是说，文明时代以来人类表现出来的种种智慧，其慧种，早在冰期时代就形成了；只有寒冷的冰期气候，才能为人类生出一个智慧的大脑。为什么呢？
人们知道，在物理学中，温度越低，物质越静越不活跃，越呈一种条理分明的结晶态；温度越高，物质越活跃，越不呈条理分明状态；而人类智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对事物作条理式分析的能力（头脑冷静，人做事才有条理；做事有条理，事情才能成功）；这样的能力，像条理分明的物质一样，必因寒冷气候而生。人们还知道，在生物学中，植物是阴静的生物，动物是阳动的生物，植物为动物所支配；人也属动物，但又高于动物，正如动物能够支配植物一样，人能够支配动物并因此更能支配植物；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具有动物不具有的智慧。然而，人类的智慧，恰恰又是否定之否定地复归到植物阴静而且直立的习性去的产物（汉语中，“植物”之所以是“植”物，是因为大体说来，它是“直”立的）。就是说，人性乃植物性与动物性否定之否定的综合（人类身上，至今仍有“植物神经系统”），人类之所以高于动物，是生物界否定之否定法则的结果：植物（直立、阴静、肯定）——动物（横立、阳动、否定）——人（直横结合但以直为主、阴阳动静结合但以阴驭阳以静制动、否定之否定）。人类这种否定之否定地向植物式的直立阴静习性的复归，正是在第四纪冰期的寒冷气候中形成的：在漫长的冰期，与冰雪作斗争的人们，除了寻找最低限度的食物外，大部分时间，只能静静地呆在山洞中的火塘边；这种静呆大有益处，它使人体中的浑浊之气下沉，清明之气上扬；更因为人类是一种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生成的直立动物（寒冷气候何以使人直立，道理在前一节中已讲明），因而下沉的浊气必集中于身体的“下三位”，使人坚毅沉着，做事把稳有静气（情商高），上扬的清气必集中于头部，使大脑变得很清明，而大脑一旦清明，聪明智慧自在其中（智商高）。此所谓“浊者在下，清者在上”（《淮南子》）、“虚其心，实其腹”（《老子》）、“天地储精，得五行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程颐）是也（注意：“真而静”中的“真静”二字，因“真”从“直”，因而程颐此语，不自觉地抓住了人类所具有的“植物式的直立阴静习性”这一特征）。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在寒冷气候条件下，诸如北极熊之类的四肢行走的其它动物没有生出智慧，只有直立人才生出智慧？原来，动物的大脑与身子在同一平面，从而脑髓与脊髓也在同一平面，这使得本应在上的清明之气不在上，因而大脑不清明；而大脑中的浊气也沉降不到身体下位，在原位停留，因而大脑气机混浊不清。这个道理，朱熹在《近思录·卷一》中亦有论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如人头向上，所以最灵，草木头向下，所以最无知。禽兽头横，所以无知，猿狙稍灵，为他头有时也似人，故稍向得上。”
此外，上述道理，甚至能够解释这样一种奇特生理现象：所有动物中，为什么只有人才会长头发？原来，汉语中的“头发”之“发”，原意与植物的“发芽”之“发”同，都是动词，意思是“生物顶部不断长出新的有机物”。此新的有机物，在植物为新花枝，在人为“华发”。而在汉语中，“华”又与“花”同。因此，在中国古人看来，人的头发，与其说属于长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往长处长的动物体毛之一种，不如说其生长机理更与不断往长处长的植物花枝相似。此外，人们心目中的头发，是像植物顶部的花枝一样好看的。而人之所以会在头顶长出一切动物都不会有的不断往长处长的花枝似的头发，道理不外所有动物中，只有人像植物一样，属于直立有定力的生物（性格沉静的人，头发大多比性格好动的人浓密）。
当然，第四纪冰期为人脑生出的，还只是一种主观内在的智慧的种子、文明的种子，还不是于客观处得到发显表现的智慧和客观化对象化的外在的文明本身。此种子的发显表现，才是智慧，才是文明。当然，正如植物种子必依赖适当气候才能发芽生长一样，寒性的人类智慧和人类文明的种子，其发显表现，也依赖适当的气候；只有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它才发显为智慧、表现为文明。这样的气候条件，就是迄今一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以来冰川退缩、万象更新的全球变暖气候。这是因为：智慧、文明，就其表现形式说，都是阳动的物事，因而必依赖阳动的物质条件即较为温暖的气候。此理，亦可作如是说：冰期的寒冷气候和由此缘成的含藏着智慧的人类的大脑，是人类文明的内因；全新世以来变暖的气候和它提供的人体的活力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种种生活方便，是人类文明的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通过外因而得到发显表现。
当然，由于文明是个展开来的阳动过程，因而文明的根本动因就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这个论点，只有在展开发显出来的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中才能得到事实上的证明。这在下一节“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中接着讨论。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二章第四节：
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
【文明的根本动因是追求光明（“文明”之“明”与“光明”之“明”是同一个概念），而光明又来源于能源，因而人类对光明的追求就是对能源的追求，人类使自己文明起来的具体手段就是对能源的利用；一个人类社会体，消耗的能源越多，文明程度就越高，反之就越低。人类的能源利用史，表现为从木柴到煤炭，从煤炭到石油，从石油到原子能，从原子能到其他更新的能源的利用史。文明的发展史不是别的，就是这样一种从木柴利用到煤炭利用，从煤炭利用到石油利用，从石油利用到原子能利用，从原子能利用到其他更新的能源利用的历史。——《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一章第一节】
然而，无论冰期还是全新世以来的冰后期，地球上的气候也不是到处一样的，冰期也有热的地方，冰后期也有冷的地方。不过，无论冰期还是冰后期，气温都随纬度的递增而递减，随纬度的递减而递增。又因为文明的种子力缘于寒冷气候，因而一种文明，所在纬度越高，气候越冷，那么文明的潜力就越大，文明的冲力就越强，可能达到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反之，所在纬度越低，气候越热，那么文明的潜力就越小，文明的冲力就越弱，可能达到的文明程度就越低。此理，可以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汤因比所说的“二十一种文明”为证：纬度最低气候最热的南部非洲，一种文明都没有诞生过；所有文明中纬度最低气候最热的是马雅文明、印加文明等美洲文明，这些文明的文明程度在所有文明中恰恰是最低的；诸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明，纬度比美洲诸文明略高一些，气候略寒冷一些（印度气候虽然又较热一些，但它的北方，深受喜马拉雅山寒冷气候熏习），因而文明程度又更高一些；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地中海地区的希腊罗马文明、叙利亚文明，纬度又更高一些，气候又更寒冷一些，因而文明程度又更高一些；而所有文明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正是纬度最高、气候最冷的北欧民族创造的现代西方文明。
上述道理，可称之为“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此规律又可概括为：文明的潜在力度和发显高度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不用说，这一规律，有力地证明了上一节的标题论点：文明的根本动因是追求光明（附带说明：此规律，正与本章第一节提到的“生产和需要，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这一“地缘经济学一条最基本的原理”同）。
此外，还应指出，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揭示的不仅是文明静态的高低分布规律，它还揭示了文明发展式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动态传播规律：正如热量的总是由高温物体传向低温物体一样，一切以能源为动力的可作持续传播发展的文明成就，都遵循着由高温的低纬地带向低温的高纬地带作传播的规律；一切高纬地带的文明成就，都是在低纬地带的最高文明成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切低纬地带的文明成就，都有合乎它纬度地情的“最高成就”；此成就的超越者，不会是在纬度条件规定下“受命不迁”的该文明自身，只会是受传播的高纬地带；纬度更低的受传播者，在这一成就面前，顶多只会现成地模仿利用它，而不会去创造性地发展超越它，——当今世界，模仿性的“假冒伪劣产品”制作地，都集中在回归线两侧的中低纬度地带；纬度最低的赤道地区，则连“模仿”“假冒”这个层次都未达到（“模仿”“假冒”也是需要较高的纬度和较高的文明档次的，不是任何地方的任何民族和文明都有这个本事的，这就是为什么北回归线两侧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善于“制假”而大部分国土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印度不善于“制假”的原因）。因此，人们看到：上古时期，文明的亮点及历史的活跃力量集中在中低纬地带（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古时期，集中在中纬地带（地中海文明、伊斯兰文明、黄河流域文明）；近现代以来，集中在高纬地带（北大西洋两岸西方现代文明）。
当然，除自成一个大系统的美洲文明外，旧大陆所有文明中，文明程度的高低，与时间的先后也有很大关系：凡先诞生的文明，文明程度都是较低的；凡在后的文明，因为吸收了先前文明的成果，文明程度都是较高的。像一切有着远大生命力的事物一样，文明的诞生与发展，遵循的也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低到高规律。这样的规律，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关系：小者、弱者、低者在先，大者、强者、高者在后。然而，这样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正是由空间纬度从而是由气候决定的：凡气候较热的地方，面临的由阴生阳、追求光明的文明阻力和文明抱负就较小，其在时间上就表现为在先，在力度和程度上就表现为较小、较弱、较低；凡气候较冷的地方，面临的由阴生阳、追求光明的文明阻力和文明抱负就较大，其在时间上就表现为较后，在力度和程度上就表现为较大、较强、较高；凡气候最冷的地方，面临的由阴生阳、追求光明的文明阻力和文明抱负就最大，其在时间上就表现为最后，在力度和程度上就表现为最大、最强、最高。此理，司马迁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所领悟：“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做事者”，先发的低弱的文明启动者也；“收功实者”，后发的高强的文明集大成者也。“东南”者，气候温暖、众生追求光明的愿力不强劲的低纬之地也；“西北”者，气候寒冷、众生追求光明的愿力强劲的高纬之地也。
必须指出：正因为文明的根本动因在空间自然性的由纬度决定的寒冷气候，不在时间历史性的“人为努力”，时间历史性的文明高低由空间自然性的纬度高低决定，因此，如果说凡高级文明都是时间在后的话，那么，这绝不意味着低纬地区今后可能产生的某种文明其文明程度会因时间在后的关系而超过已有的高纬地区的文明。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今最高级而且辐射到全球的文明即西方文明之后，如果不是因某种不可知的大劫难把现有的人类文明全部毁灭、人种未灭的人类重回原始蒙昧状态、从而又开始孕育新一轮由低纬到高纬的文明的话，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低纬地区再也产生不了以自己为主角的新的文明。
不过，用不着考虑不可知的“大劫难”因素，就现有的“种种因缘”说，在与西方文明纬度大致相等的东方，还是有可能产生以自己为主角、时间更在后、程度更高级的文明的，这就是分有大部分“心脏地带”的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或海拔最高、或纬度最高的阴沉的北方大国。迄今为止，它们应该达到、可能达到、必须达到的文明抱负，远远没有达到。当然，由于心脏地带特有的与文明相对的野蛮力的拖累，它们的文明抱负，实现起来，又是何等的艰难。然而，无论如何，这样的抱负，必须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过，这个问题，涉及全人类共享的最高级文明——共产主义生态文明。这将放在本书最后一章讨论。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二章第五节：
伊甸园——文明的理想状态与原点
说起共产主义文明，作者不由得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文明的动因在战胜寒冷追求光明，那么文明就必有自己“大光明”式的理想状态，这就是获得“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热量平衡。这种热量平衡包括内外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气温平衡，另方面是内在的食物平衡（气温是一种外在热量，食物是一种内在热量）。平衡态的理想气温是人类永远不必穿衣住房的气温，平衡态的理想食物是人类永远不必劳动由自然提供而且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食物。为此，不仅需要理想的气温，而且需要理想的水源。这两方面的理想状态，就是《圣经·创世纪》中描写的伊甸园。那里阳光永远充足，因而亚当、夏娃既不穿衣也无住房；那里水源永远充足，动植物即天然的人类食物应有尽有，因而人类永远不必劳动。
此外，既然文明力的大小和文明程度的高低由纬度决定，那么文明必有自己的初始起点或纬度坐标原点，亦即不随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空间共时性的“原始社会”，这就是纬度为零的赤道地区。又因为文明力随纬度的降低在赤道地区为零，因而赤道地区就没有自生的文明，当然，也不存在文明所要解决的生活难题：它阳光充足，水源充足，人类不必穿衣住房，不必劳动，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着自己所需要的食物。这样，伊甸园式的文明的终极理想，就在现实中的作为文明原点或起点的至今仍然保持着的赤道原始部落的采集经济中得到了印证。“起点就是终点”（黑格尔），此之谓也。当然，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起点”与“终点”，都无文明、不是文明。
然而，理想中的伊甸园与现实中的赤道采集经济，毕竟还有不同，二者都有自己不如对方的“缺点”。现实中的赤道采集经济，除不必穿衣住房不必劳动大地就能生出人们所需食物这一点与伊甸园的情形一致外，伊甸园中亚当、夏娃那种永远不受任何自然力威胁的幸福美满生活，人们是享受不到的。另一方面，伊甸园中从一开始就蕴藏着的精神危机，在现实的赤道采集经济中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由最阴冷的动物蛇和由低温的北方气候生出的苹果【脚注：“黑格尔认为，使牛顿想到万有引力的那个苹果是个凶兆，因为苹果已经两次预示过灾难的开始：夏娃的苹果降祸于整个人类，巴利斯的苹果则使特洛伊人遭殃。”（[苏] 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传》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页）】象征着的由第四纪冰期的寒冷气候生出的人类的寒性智慧，它导致人类不得不穿衣住房劳动。这表明，作为文明理想象征的伊甸园，本来就不是一种特指性即区域性的人类生活状态，而是一种泛指性即全球性的人类命运，这就是：地球上的人类，谁不受阴性的自然力量“引诱”，谁就不会有智慧，从而也不会承受智慧带来的痛苦，不必劳动，不必追求光明，不必去创造文明；谁受阴性的自然力量“引诱”，谁就会有智慧，从而就会承受智慧带来的痛苦，就得劳动，就得追求光明，就得去创造文明。而“阴性的自然力量”，当然就是寒冷气候。因此，《圣经》中的伊甸园故事，寓喻着的正是这个既简单朴素又深刻伟大的真理：文明的根本动因，就是追求光明战胜寒冷；人类智慧与人类文明，起源于寒冷气候（故事中，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后，“天起了凉风”）。【脚注：“美国研究人员最近……推测，大约5000多年前人类文明经历了一次巨变，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公社文明突然消失，而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谷等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城市和国家形态，这可能与气候突然变冷有关。”（《中国海洋报》200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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